这是我2018年12月25日下午，在上海交通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时间的原因，当时有些细节没有讲。今天写出来，让大家一起和我分享我的感激之情。

    197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去太原北郊区柴村大队插队。毛主席去世的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山上的石灰窑搬石头，烧石灰。10月份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的10月，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我就匆忙捡起了课本，开始了复习。12月初参加了高考。高考结束以后，又回到大队参加劳动。我记得元旦过后没有几天，就听见大队的喇叭里喊我的名字。跑到公社，就看见广场上挂着大红榜，上面有我的名字。很快，我就被山西医学院录取了！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的口号是，要把被四人帮丢掉的时间再夺回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我们的学习更加勤奋了。本科毕业后，我考取了研究生。1988年，我又通过了外语水平考试，得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的资助，1989年，被派往联邦德国留学。1990年冬天，虽然，我爱人也通过了外语水平考试，但是因为我已经出国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她没有被批准留学。

    1989年11月4日，我怀里揣着1万6千多西德马克，这是我16个月的生活费，还有4个月的学习德语的学费。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我当时已经是中级职称了，每个月128元的工资，按照1马克比3.7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个月800马克的生活费，比我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国家派我去德国进修，但是我非常想攻读博士学位。我就问我的导师Wunderlich教授，我是否可以读博。他不置可否。为了能够学到真本事，也为了能够拿到博士学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献，玩命地做实验。1990年圣诞节前，我的好朋友志海怕我一个人在Duesseldorf想家，邀请我去他家过节。临走的时候，我给Wunderlich汇报了我的实验结果。Wunderlich看了我给他展示的照片，非常开心。说：乔，拿着你的实验结果，我再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实验室找到位置。但是我告诉他说，我想读博士！

    过了元旦，我从柏林回到实验室以后，带我实验的Hans-Peter Schmitt博士就告诉说，乔，你可以留下了。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很快3月底就要到了，我国内的奖学金也要结束了，我的签证也要到期了。我问Wunderlich该怎么办？他说“don't worry”，我的任务是做好实验，其他的问题是他的。尽管他打了很多电话，但是各个基金会也没有合适的奖学金。这个时候，他要去度复活节的假了。临走的时候，我问他我的签证怎么办呢？他让我找Hans-Peter。Hans-Peter就让我带着申请DAAD奖学金的申请表去了外国人管理局，人家问我什么时候能得到奖学金？我随口说大约7月份吧？他们就给我延长了3个月的签证。4月16号，是个星期三。Wunderlich那天戴了一个很大的红领结，同学们还嘲笑了他一把。2点多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乔，我去讨论你的奖学金的事情，你在办公室等我。结果晚上我等到快7点，他也没有回来。我感觉非常疲惫，也太饿了，就回了宿舍。4月17号是我的生日。我和我爱人早就约好，她要给我打电话。我比平时晚到了一会儿办公室。平时晚到的Wunderlich的办公室已经开门了。Hans-Peter在走廊里看到我就祝贺我说：乔，你有钱了。Wunderlich听到了我们说话的声音，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乔，很遗憾，我没能给你申请到博士生的奖学金，但是给你申请到了一份博士后的奖学金。他拿出一张A4的复印纸，在上面比划着。基本奖学金2950马克，另外还有200马克的书报费。假如你夫人的工资不足600马克的话，还给你家庭补贴400马克！但是你夫人要来德国。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同意了。我于1992年初提交了博士论文。因为答辩程序因，我的博士答辩一直拖到了1992年的圣诞节，但是我的博士后工作和工资却是在1991年10月1号开始的。我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谨此：献给我的家乡山西省”，以感激家乡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深造的机会。

    因为基金会要求我爱人来德国和我团聚，我就给使馆教育处写信，讲明了我的情况。他们了解了情况后，他们就开始和山西省协商，让我爱人来德国。按照国家留学的规定，像我这种情况，已经到期了，就该归国了。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国家留学政策是收紧的。山西省人民政府没有同意我爱人来德国和我团聚。我多么舍不得这么好的机会啊！正好，国务院派出了一个留学政策考察团，到了德国，使馆教育处的董金平老师就在留学生座谈会上将我的情况汇报了。他们建议董老师给最高领导将我的情况如实汇报一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强调继续改革开放。很快，江泽民同志就在使馆的报告上专门作了批示，紧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布了国家留学的新政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很快，我爱人也拿到了护照，办好了签证。

    1991年7月初，我的签证又到期了，我就让Wunderlich给我写了一个证明去外国人管理局办理签证。Wunderlich在信中写道，乔将于1991年10月1日得到一笔奖学金，供他完成博士论文。假如他到时仍然没有经济来源的话，我们将会安排他返回中国。9月份，我接到了德国自然科学基金会（DFG）的来函，我已经获得了他们资助的为期三年的博士后奖学金。我带着这封信，又去办理签证。签证官看了我的所有材料以后非常生气。说，你是来读博士的，但是不是做博士后呀！我辩解道，我过去是奖学金者，今后也是奖学金者，我没有改变身份呀。他就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章，仅给我延长了1个月的签证。第三天，我就接到了他们的来信，让我带着护照去外国人管理局。也没有排队，他们就给了我3年的签证。因为是拿的德国的奖学金，所以也没有收签证费。我爱人来德国，后来我妈妈带着孩子来德国，也都没有收签证费。看来改变留学身份，并不是国内全说了算的！

    1994年9月30日，我3年的博士后结束了，我如约回国，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在工作中，我和我爱人时刻体会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享受着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实实在在的好处。2007年我们被评为上海市科教系统比翼双飞，现在我们俩都是二级教授，我们家是全国最美家庭，2018年我还被评为上海交通大学教书育人一等奖。我们努力工作着，就是想报答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培养，报答学校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

    回想我这几十年的成长经历，没有改革开放，我就不会上大学，没有改革开放，我就不会留学，就不会读博士，也不会当教授，更没有机会来到上海交通大学这所百年名校任教。

    我还是想说，我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