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今天是9月10日，又是一年教师节。每年这个时候，国家领导人都会对教师表达祝福和敬意，但是这不够。要是真正尊重和提高教师地位，涨工资才是硬道理。大学青年教师尤其需要提高工资待遇，这关乎中国教育和科研的未来。

一个人读完博士就快30岁了，上要养老，下要带小，在单位要承担主要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生活还要买房，几乎所有的压力都在这个时段集中爆发。但与最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对应的，却是职业生涯中最低的工资时段。一个在北京高校刚参加工作的博士，每个月工资只有几千元，生存尚且困难，谈何安家乐业？谈何科研创新？最新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贫困状态下，会将智力资源过多地配置到赚钱上，因此会降低个人对其它事务的判别能力。而已有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在35岁之前的创造力是最宝贵的。两者结合起来，低廉的工资报酬很可能极大地破坏了青年人的创新能力，这也是对国家智力资源的浪费。

一千多年前，伟大的诗人杜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一千多年过去了，除了一百年前有所改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为广大青年教师呼吁解决住房难题。

社会上很多人仍然误以为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是社会中的高收入者。他们只是看到了少数有钱的教师，而且这些教师有钱并非工资高，而是善于通过“做项目”赚钱。这也是中国特色的薪酬制度。这几年，教师基本工资没有怎么提高，但是科研经费却在节节提升。科研经费理论上是用于做科研的，因此“用科研经费补贴生活开支”的思路不仅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在法规上恐怕也不能长久。以小人之心揣测，这样的“原罪”问题可能是有“顶层设计”的。我本人对于课题申请和科研经费报销制度深恶痛绝，觉得没有比这更恶的制度（以后有机会再谈）。从激励理论的角度看，以科研经费补贴工资的薪酬制度也是极其不合理的。试想，如果一个人的工资包括很小比例的固定工资和很高比例的可变工资（类似科研经费提成），而这可变工资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运气，那么员工如何能够尽心做好本职工作？为了赚钱和生存，员工必然将大部分精力配置到找项目、搞提成上去，那还得运气足够好才行。（我运气不好，从未中过国家社科和自科项目。）一个青年教师，认认真真教书，一年工资不到10万块，而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就有50万！也就是说，老老实实工作一年，不如搞关系弄一个项目。除了销售岗位，有几个企业员工的可变工资会是基本工资的5倍以上？！这样的局势还在恶化，课题经费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了基本工资的上涨速度。我就不明白，一个研究数学或者博弈论的课题，要50万元经费干什么？这不是逼人去违规套取科研经费吗？这样“恶”的制度不除，中国科研将永无宁日！

为什么就不能将一部分科研经费变成基本工资，然后再加强科研经费的监管？这种体制内的结构性调整并不会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因为总量不变。令人悲观的是，短期内提高青年教师基本工资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因为这有违“政治正确”的合法性规定。教师工资是跟随公务员工资上浮的，而公务员显然不可能大幅涨工资。因为公务员在政治伦理上被定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尽管他们事实上掌握着全社会最多的资源和最大的权力。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错配。第二，部门利益阻碍了对教师薪酬的综合调整。教师的基本工资归财政部和教育部管，而科研经费分布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国社科规划办以及科技部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想掌握更多资金，都不愿意将自己掌握的资金交给别的部门，这就是当前部门利益的最大问题。

在一个“所有人都有罪”的社会里，没有人可以保持清白，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很可能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优势。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长远问题。

（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