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凤宾：推群独步一大家

 中华医学会（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CMA）创建至今已经整整100年了。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中国主流医学开始从中医向西医转换，在此中国医学革命的关键时期，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医学界为争取中国西医发展主导权斗争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有力地推动了西医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华医学会是由我国早期留学英、美归国的一批西医著名人士发起并创立的。俞凤宾是学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创建者之一，他从1915年学会创立到1930年去世的15年间的活动，反映了中华医学会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人物。

俞凤宾（1884-1930），字庆恩，江苏太仓人，190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1912年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攻读公共卫生学和热带病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15年初回国，初在上海同仁医院内科任职，后开业行医，“声誉日隆”。1923年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教授，并兼任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教授，同时他还一直担任任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医，直至去世。俞凤宾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汇而又激烈冲突的时代，他应顺了这个时代的潮流，以他的智慧和独特的个性，成就了他短崭一生的辉煌事业。俞凤宾先生的业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创建中华医学会

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方教会医学在中国大肆扩张。据统计，到1915年，有教会主持的医院330所，诊所223个，在华行医的传教士有383人，年治疗病人已约150万。传教会医学团体不但开诊所办医院，还以不同方式开展西医学教育。据1915年统计报告，中国巳有教会医学院校23所，另有护校36所。

除了开医院，办医学教育外，西医医学团体也蓬勃发展。最著名的是188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教会医生联合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即博医学会，在中国西医学界处于主导地位。博医会初创时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只吸收有欧美医学学位的教会医生。1910年后，一些中国西医学界的精英，如颜福庆、伍连德、俞凤宾等也先后被吸收入“中国博医学会”。但在洋教会医学团体中，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医界的精英们难免多有屈辱之感。受改良主义思潮影响，清末民初也出现了一些由国人创立的、引荐西医学的各类医学团体，其中比较值得提及的有中国医学会（1907），中西医研究会（1910），和中国医药学会（1907）但这些地方性的西医学团体在中国西医界的地位与博医学会不能比肩，影响也较局限。它们代表了中国医界对西医认识的觉醒，以及对西医本土化的努力和追求。但它们“惟散处四方不相问闻，既缺乏团结之力，复无切磋之机，则中华医学之设，实有不容缓者”（引自“中华医学会宣言书”）。

早在1910年，伍连德就曾提议由中国医生自已创办一个全国性的西医学术团体，“并将其意见诸报端，而当时之人皆不甚注意之。”但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间，中国本土医学院校培养毕业的西医人数日增，并陆续走上中国医学的舞台；更重要的是，那些早期留学欧、美的中国医学界的领袖人物已陆续回国。成立由中国人自已组织的、全国性的西医学术团体的时机已经成熟！俞凤宾于1912年出国前已是当时上海“中国医学会”和“中国博医学会”的成员，在学习期间一直与国内医界保持密切联系。他于1915年回国后，即与已先期回国的伍连德、颜福庆等一起着手创办中华医学会。

1915年二月，来自全国各地出席博医学会年会的21位中国医生会聚上海。2月5日在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等的组织安排下，这21位医生在上海老宜隆（Yilung Lao）餐馆会聚一堂。午餐会前伍连德首先发言，讲述了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强调了建立全国性的西医团体的必要性，并正式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伍连德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餐后与会者继续会议，并选出了学会的第一任领导集体：颜福庆为会长，伍连德为书记，俞凤宾为庶务（总务），刁德信为会计。会议还推选曹丽云、肖智吉为协助员。会议当即筹得300美元作为学会的活动经费。俞凤宾在上海南京路34号的诊所，为成立后的中华医学会办公的临时会所。1920年8月，医学会会所又随俞凤宾诊所迁往上海南京路P字352号，直至1925年中华医学会租用上海西藏路540号时疫医院的二间房子，分设事务所和图书室，但通讯地趾仍为南京路P字352号俞凤宾诊所。由此可见，在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十年间，其办公地点都由俞凤宾提供，俞氏作为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实际承担了学会成立早期的主要工作。在1916年2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上，俞凤宾被推选为副会长、并与伍连德一起兼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直至1925年，长达10年之久。其间，俞凤宾为该刊编辑、撰写了大量稿件，使中华医学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华医学杂志》也逐惭成为我国医学界最权威的医学学术刊物。在1920年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三次大会”上，俞凤宾接替伍连德，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第三任会长（1920-1922）。之前，俞氏已先后成为“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的主要成员和实际主持人，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当时中华医学会主要领导成员中最为活跃的人物。

二，主持医学名词审定

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初，俞凤宾就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医学名词意见书”，明确指出：“吾中华医学会对医学名词之翻译，应具有如何之观念，急需筹划，不能作壁上观”。指出：“用外国文介绍新知识为过渡时代之一阶段，非永久不变，长此终古之事也。故用西文教授医学，实出于不得已”。而要翻译和编写中文的西医著作，最重要的是要有规范的“中-西文”对应的医学名词。这确实是一件艰难的开创性工作，其中除译名的学派（欧美和日本）之争外，客观上我国的旧文字与西语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许多学者甚至认为，要用中国的旧词句准确地表达西医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对此，俞凤宾在文中指出：“吾国文字浩若烟海，意义介释可广可狭…文字原属记号而己，苟吾之记号可以应变，可以适用，何必用外人记号，徒生阻力于吾国人中。若夫翻译原文系难事，若因其难而不翻之，则永无国文本之新医学也”。

1916年2月，由江苏省教育会出面，组织中华医学会、中国博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等国内各医学团体代表31人，组成“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并于当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集欧美华夏诸家一起开会，得美满结果”。俞凤宾副会长等代表中华医学会参与会议，并实际主持了这项统一西医学名词中译文的艰难工作。1918年，名词审查工作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医学名词审查会”遂改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由教育部直接拨款资助。俞氏深知此项工作不但影响当时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并将是促进中国科学现代化的伟大工程，因而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邹韬奋先生在其“二十年来的经历”一文中回忆：“这时附属于江苏省教育会里面有个科学名词审查会，由沈信卿先生和俞凤宾先生主持其事，需要一个人编辑巳审查过的各科学名词。黄（炎培）先生便介绍我替该会做半天工作，由此略得补助”。沈信卿（1864-1944）先生是著名教育家和国学大師，虽不懂医学和外语，但却是一位国文基础深厚的著名学者，由他和俞凤宾共同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是中西合壁的理想搭档，保证了译名意思的准确。

从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了11次会议，审查了解剖学、细菌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学科的名词共23册，审定8册。1927年2月，俞凤宾作序的《医学解剖学名词汇编》出版。1931年7月，《医学名词汇编》出版，全书计520页，有中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日文5种文字对照。目前我国应用的自然科学名词，正是在这些早期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几代各科专家反复斟酌修改而成的。主持科学（医学）名词审定，是俞凤宾先生对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三，提倡中西医结合，反对废止中医

中医药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衍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痛感于清末数十年来的积弱屈辱的现实，发起了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的反思运动。在医学界则掀起了一场攻击中医理论和实践，提出废止中医的浪潮。晚清大学者俞樾（字荫甫，1821-1907）首提《废医论》，是为此后的废止中医派之滥觞，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在清末民初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废止中医惭成潮流。一般留学国外的西医界人士，大多对中医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但俞凤宾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早在1916年，他就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保存古医学之商榷”一文，用极为鲜明的态度，反对废止中医。他说：“欲废旧医者，泰半为浅尝之西医士，此辈徒学西医之皮毛，学识经验二不足取，而骤然曰中医陈腐当废除之，而将其价值处一概抹杀焉”。他主张“保存正确之国粹，而吸收新颖之学理，合古今之长，汇中西之美，陶铸于一炉，集成以寿世也”。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去旧医之短，采西医之长，折中至当，则我国医学行将雄飞于世界矣”。

中西医冲突，到20年代更趋激烈。1925年，以激进废止中医者为主的“上海医师公会”成立，其首任会长余云岫（1879-1954）在1929年2月举行的“第一屆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会议通过，公然祭起了废止中医的旗帜。在此汹涌的浪潮中，俞凤宾自然无力独挽狂澜，但他仍身体力行，不改初衷，宣扬中医药。据著名药理学家、中华医学会第十一任会长朱恒壁（1890-1987）回忆：“肺形草，人家都说治肺病有特效，他（俞凤宾）就在陆家花园（俞凤宾居所）买草亲自栽种，不假员工之手。种成之后，亲自试验，将所得结果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在弥留之际，还送来一瓶，叫我做实验”。时至今日，当我们再读1927年《中华医学杂志》上俞氏撰写的“肺形草之采访与识别”一文时，仍能体会到他对祖国医学一往情深的坚强信念。

四，维护主权，惊惕文化侵略

俞凤宾先生虽然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却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帝爱国意识的医学家，他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侵略有着很高的惊惕。这一点在对英国处置庚款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26年，英国政府根据“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发表蓝皮书，表示愿意退还庚款，但对该款的使用却设置了诸多限制。但当时不少人都对英政府报有许多企望，中国医界也成立了“分拨英国庚款办理公共卫生促进会”，提出要求每年拨出15万英镑用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俞氏对此则有疑虑。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英庚款问题与卫生计划”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以异国之款推行任何优美计划于吾国吾人，应防之处在下场（此计划实施结果）妨碍本国内务部之行政权否；干预教育部之管辖权否；夺损地方之市政权否；不列颠人恒自视过高，大权独揽，国内先例甚多。与其饮鸠止渴，任人侵权，任人伤害吾国体，无宁不用外款，以免后悔为愈也”。

对英庚款的使用，俞凤宾提出，需用于造福中国人民的事业。他建议庚款可用于：1，建立细菌研究所；2，建立卫生指导所；3，建立模范医院。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吾国社会对不列颠政府之美意果然感佩。若以庚款之使用为文化侵略式的政策，徒唱高调而不能实际退还，则必多生恶感”。这些话至今读来，仍感痛快淋漓。

俞凤宾先生深爱着他的国家和民族，他积极参与创建中国人主导的中华医学会；主持医学名词的审定；提倡中西结合，反对废止中医；以及对英庚款问题的态度，在思想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即热切地盼望着“我国医学将雄飞于世界”的那一刻。赵洪钧先生在他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一书中指出：“俞氏以为，当时所谓现代化的洋式医院不能解决中国之卫生问题。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侵华企图毫不怀疑，是早期著名医学家中，反帝爱国思想最强烈者”。这实在是对俞凤宾先生的中肯评价。

学贯中西，厚德载物

俞凤宾先生幼时曾在私塾读书，打下了中国古文的深厚功底，养成了他对中国文学和古籍收藏的终身爱好。他是柳亚子先生创办的“南社”成员，饮酒赋诗，古雅风流；他也是邹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周刊”的医学顾问，常写医学普及文章，开启民智。他日里行医治病，夜间读书作文，他家的书房中，壁上书籍满架，其中许多珍本，善本令朋友叹为观止。

俞凤宾先生医术精湛，在结核病，霍乱等传染病的诊治上都有一套独到的方法；他是我国率先引进并使用X光诊断和使用镭锭进行放射治疗的先驱；为保护儿童视力，他精心研制了一种可转动的坐椅，并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广为宣传推广。俞凤宾先生十分重视公共卫生事业，每逢夏季时疫流行，他总是亲赴疫区一线进行疫病防治，并进行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俞凤宾先生一生著述颇丰，所出版的《性欲卫生篇》，《肺痨康复法》，《婴儿保育法》，《学校卫生要旨》，《个人卫生编》等书籍，在宣传和普及新医学知识方面，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其中《性欲卫生篇》被誉为我国“性医学”的发端之作；他翻译的《医家伦理之纲要》，发表在1919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是我国首次引进的“医学伦理学”的译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此外，俞凤宾先生还在《申报副刊》、《生活周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医学科普文章，对传播医学科学知识起到了普及和推动的作用。

俞凤宾先生性格十分随和圆融，在医界派别林立，门户之见极深的那个特殊的时代，他常能协调不同意见，达成一致观点。朱恒壁先生在俞凤宾追悼会上的致辞中提到：“俞先生一生待人宽宏博大…以前我们同仁里面偶然发生不妥的时候，得他一言，双方意见就冰释，言归于好。这都是他感人的美德。”，“医学界中有时因见地不同，往往发生门户观念，大家发生争执。但俞医生是大公无私，丝毫没有这种观念的…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会场中空气很沉闷，得他一来，就满室生春。这又是他的过人本领”。俞凤宾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地理解，使他在为人处事上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兼收并蓄，广交各界朋友。观点不同的医界同人都能与他和谐相处：他受业于西方医学，但也极力推崇中医；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废止中医，但同时又是主张废止中医的“上海医师公会”的首任副会长（会长是余云岫）；他既是教会医团“中国博医学会”的成员，又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他的这种圆融变通的处世风格，在“中华医学会”成立早期，为切实有效地贯彻“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的学会宗旨，确立并扩大学会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厚徳载物，俞凤宾先生的这些品格，也使他能够为关系复杂的中国医界各学派所接受，“群流推独步”，负责主持困难极大的“医学名词审查会”的工作，成为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后的15年间，中国医学界的风云人物。

以俞凤宾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精湛的医术，本可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积劳成疾，于1930年12月4日慢性肾炎恶化而去世，年仅46岁。对一代名医的英年早逝，邹韬奋先生感叹道：“名医而竟不幸患世上无药可医的病症，真是不幸。但念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论先生对社会的贡献之多，亦可以无憾了”。1931年3月15日，中华医学会、全国医师联合会等中国医界七团体在上海西藏路时济医院礼堂，为俞凤宾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华医学会送的巨幅挽联悬挂在先生的遗象二侧，挽联上写道：

任讲师，勤著述，后进久倾心。不料噩耗忽传，顿使典型空想象。

组学会，定名词，群流推独步。方期长才永赖，何堪中道失瞻依。

这确实是对俞凤宾先生一生事业的准确而公允的评价！

本文于2015年8月20日发表在《中国医学论坛报》医学人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