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现代神学？”：洛氏基金会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以来，在“医学传道”理念的引导下，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见本人博文“医学传道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于医学传教事业的扩张和发展，教会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惭突出，原来分散的、以个体宣教为主的小差会医学传道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扩大的医学传教事业的需要。在华各大差会（Missions）认识到，为开展其在华的“医学传道”事业有必要联合起来，集中使用各教会的经费和人力资源。1902年在华教会联合组织提出了著名的“协和”（Union）理念，即突破各差会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教派组织联合起来，在财力，人力以及行医办学的布局上采取“协和行动”，统筹利用资源。在科龄（Thomas Cochrane）的提议下，由英国伦敦会（LondonMissionary Sosiety）联合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和美国公理教海外传道部（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ionersfor foreign missions）成立了华北教育联合会（North china education union），并于1906年2月12日由六教会（伦敦医学教会联盟“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London”，海外福音传教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卫理公会海外传教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长老会海外传教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美国海外传教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tioners of foreign missions”）联合开办了北京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Peking），并获得了清政府的承认。此后，教会联合组织又在济南、奉天、汉口、南京、杭卅、福卅、成都等都建立了以“协和”冠名的医学机构。美国医学史家鲍尔斯认为，“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开办，标志着医学传教在其兴起的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但要在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如此广阔的国度里传播和实践，西方的“科学医学”，仅靠教会组织募资的那点资金显然是不够的。隨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教会医学院校运行的主要经费来源（向西方国家募捐，及清政府的少量拨款）几近枯竭。正当教会医学校办学陷入困境之时，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于1913年7月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洛氏家族的慈善财务首席顾问格池（Friderick T Gates）的推动下，注重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慈善事业，并开始把眼光投向了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格池（Friderick T Gates）是一位浸理会牧师，他的博学和独到的眼光使他深得洛氏家族的信任。1901年在他的提议下，洛克菲勒出资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研究所卓有成效的医学研究成果，部分地洗刷了洛氏家族血腥的发家史，使它获得了社会上的良好的评价。格池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在阅读了著名医学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医学原理与实践》一书，深受其的影响。在经营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过程中，格池对现代医学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此而对医学产生了宗教般的信仰。“在他心目中，医学被视为现代神学，是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治疗。”；格池认为，“上帝和医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医生是上帝的宠儿，因为他们用有限的知识，日以继夜的研究以上帝为原型制造的人类，拨开迷雾，寻找真理，并由此而接近上帝的心灵。”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神学院”。格池这种“医学是现代神学”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洛氏家族慈善事业的方向。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成功，使洛氏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国外医学和医学教育的投资。1909年，在格池的建议下，洛克菲勒资助和派遣了一个由芝加哥大学校长伯尔顿（Ernest D.Burton）带领的“东方教育考察团”，考察了印度、朝鲜、日本以及中国的教育和医学需求。考察团对中国的医疗状况给予了重点关注。考察完成后，考察团提出了一份《远东地区的教育和其他需求》的备忘录。在此基础上，1914年1月29日格池向洛氏基金会提出了一份“循序惭进地发展中国全面高效的医学系统”的报告。董事会采讷了格池的建议，并立即组建了一个以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Harry P. Judson）为首的“第一次中国医学考察厂团”，于1914年4月赴中国重点调查中国的教育和医学需求。10月21日考察团提供了一份题为《中国医学》的关于中国医疗卫生及医学教育的内容详尽的报告，报告对在中国开展西方医学的推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最强调的是收购北京协和医学堂，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高质量的医学院。

洛氏基金会采纳了考察团的建议，并于1914年11月30日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CMB），专门负责具体实施在中国的项目。1914年12月11日在洛氏基金会总部纽约召开了CMB第一次会议，决定启动与六教会联合组织协调收购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事宜。此项交易于1915年6月2日正式完成，7月1日CMB全面接管该校。这样，一所在中国由教会联合团体经营的教会医学堂就转身成了一家实力雄厚的私人慈善机构资助的私立医学院。

为了具体落实第一次考察团确定的目标，CMB组建了一个极具权威性的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团于1915年8月7日动身前往中国，经过在中国近半年时间的考察，考察团于1916年1月28日向CMB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报告确认了第一次考察团的结论，重点提出了有关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意见。确定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模式重建北京协和医学院，其“目的是创建一所和欧洲或美国的医学院一样优秀的学校…拥有一流的教师，配备良好的一流实验室和一流的教学医院。”医学教育与医学研究相结合的精英教育是其办学理念，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校长麦可林（Franclin C. McLean）毫无顾忌地宣称：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优秀的中国医学中心，培养少数精英，成为未来的中国医学领袖。”

1951年1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4年创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到1951年撤离中国的37年间，其最重要的、也是它最以为豪的成就就是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洛氏基金会对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做了许多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医学人才，他们作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军人物，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内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它慈善组织（包括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的评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新中国建立初期，评价主要是负面的。但近几十年来，评价也出现一些过份溢美的倾向。不能否认洛氏基金会在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也不能全然否认那些慈善家和传教士们的真诚和奉献精神，但如果认为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一种纯粹的行善动机，那就有点简单化了。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研究课题。

参考资料

1，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蒋育红、张麟、吴东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

2，曧之：《协和医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2014年12月31日《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科学”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