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无锡与苏州（3）历史与文化的力量

无锡和苏州是兄弟城市，虽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20世纪中叶，无锡在经济上似乎能够压苏州一头，但是毕竟还是兄弟，是兄弟就有类似的命运和经历。

20世纪中叶，国家政权变革。新政权认为，经济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想法当然有当政者的考虑，多年的战争使领导人认识到重工业对武器亦即“枪杆子”的重要意义，而“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而且，北方的老大哥就是以重工业为建国之本的，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国家优先发展的就是重工业。

无锡虽然有一定工业基础，但是很遗憾，不是老大哥能够看得上的，是属于“妇女的头发卡子”一类的。苏州则更没有多少可以发展的东西，有的只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陈旧腐朽”。所以，在那个年代，两兄弟的发展都没有能够摆到国家重大或重点的“盘子”里面来。而在计划经济下，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你努力了，就能够发展的，而是要看在不在“计划之中”。不在重大或重点“盘子”里的苏州和无锡只能以很慢的步伐跟在队伍的后面。

在计划经济下，城市人口和经济发展是相关的。我们只需对照一下几个城市人口的发展，就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1949年，苏州、无锡的人口分别为46.85万和48.67万，到1959年，分别增长到56.04和60.88万，10年增长了19.6%和25.1%，显然这主要只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划内的“重工业城市”和“工业比重较大的城市”例如太原、兰州、鞍山、齐齐哈尔的城市人口分别以平均每年31%、19%、19%和20%的速度在增加。两类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之比几乎是1：10。直到1976年，苏州和无锡的城市人口还只有54.35万（竟然少于17年前的1959年）和62.81万（比1959年只增加不到2万人），与“解放前”的1949年相比，只分别增加了16%和27%（这里有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江南城市居民被下放苏北农村的原因）。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重工业城市唐山和抚顺的人口则分别从1949年的十五万和不到二十万迅速发展到1976年的一百多万。即使是与苏州、无锡同一个省的徐州市，也因为有煤铁之类的重工业，其人口从1949年的不到30万（大约是无锡的五分之三），增加到1976年的63.33万，基本上与无锡一样了。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下，城市建设的偏向程度。

情况在二十世纪的80年代开始了变化，改革开放给了无锡和苏州的发展插上了翅膀。与1949年后的前30年完全不同，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以后，苏州和无锡的发展把上面所说的那些城市远远地甩在了后头。最近十年来，从城市的GDP排名看，苏州一直在第五到第七位，无锡也在第九到第十三位之间。可以与这两个城市的GDP相比的只有上海、北京等几个直辖市、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个别几个“副省级城市”，而苏、锡的人均GDP则超过了除深圳以外的所有这些城市。套用如今时兴的“几无”头衔，苏州和无锡是GDP排名稳定在前十二、三名之中仅有的两个“三无”城市，即“无直辖市地位”、“无副省级资格”和“无经济特区政策优待”。

无锡和苏州的快速发展，与其他规模类似的城市拉开发展距离，其发端在上世纪80年代，其初始的推动是“乡镇企业”和“民企”。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乡镇企业和民企，在哪里都可以搞，任何省市都有做的条件，为什么就在苏南才能够大面积地做得好？所谓苏南模式为什么只有在苏南才能够产生和发展？

乡镇企业也罢，民企也好，要想做好，总需要三个条件：有好的带头人；有好的技术干部队伍；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真正做到这“三好”，最重要的是有好的文化素质。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三类人都基本上是“本地人”（当时各地的人员流动尚很少），而在80年代的中国，三类人中间最难得的是有好的技术干部队伍。只有有了好的技术干部队伍才能够使企业生产出适合于市场的产品。这是企业是否站得住脚的关键。

经过十年的浩劫，我们哪里有现成的好的技术干部队伍？原来的技术干部，十年里大多在“干革命”、读报纸。大学基本上十年没有招生，中小学十年在学语录。技术干部大致有这三类人：文革前的理工科毕业生，有一定的经验；文革中的大学毕业生即所谓老五届（66-70），他们比前一类人缺乏经验，但是略年轻，干劲更大些；77届以后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更年轻，大多数下过乡，懂得农村，缺点是许多人的人文基础知识较差。

文化大革命之前，苏南就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文化革命中的“老五届”大学生，更是遍布全国城乡。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知识分子往往不得重视，无法从事专业工作，在天涯海角、穷乡僻壤里，他们并不都被当作“宝”，很多人只是当作“杂草”甚至“毒草”，所以，他们中很多人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即使到不了自己的家乡，到附近的小城市甚至乡镇也可，即使不能从事专业的工作，至少可以接触熟悉和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给这些知识分子以相对宽松一点的政策环境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乡镇企业、民企的技术干部或者技术顾问甚至负责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他们为企业付出了辛苦，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大大地改善自己的生活。

苏南，更确切地说，苏州和无锡，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教育和文化。这里的教育主要是指初等和中等教育。千百年的集聚，留下了发达的文化教育。在我小的时候，在那里真正的文盲似乎就不很多，而据说1949年之前，全国的文盲率大概达60%。

苏南的教育，从来就不是培养仅仅能够应付考试的“背书机器”。50年代江南（苏、锡和上海等城市）就有很多“支援北方”、“支援东北”、“开发大西北”的中青年人，他们在江南好像普普通通，并没有高的学历，可是到了被支援的地区却都是“个顶个”的有知识的能人。我在上中小学的时候，真是自由的很，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学习成绩排名次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没有素质教育这个名词，但实际上就是要培养学生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所以那里的大学生极少成为“考试机器”。我的一位同学，高中毕业后并没有考上大学，招工在电厂当工人，成为一位技术骨干，后来去支援西藏建设，竟然能够独自负责在那曲地区筹建起一座现代化发电厂。这就是教育的“素质”。只有高素质的人，才是国家有用的人才，考试机器对于国家只是一种浪费。

正是历史上苏南地区有中国最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才能从那里走出来最多的高水平的各方面专业人才，当然，其中包括最多的两院院士。也正是这种高水平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给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和民企配备了精良的技术干部和技术骨干。更需要强调的是，也正是广泛良好的中小学教育，使得那里的普通农民和普通居民，也就是那些乡镇企业或民企的普通职工，普遍的聪明能干、遵纪守法而肯动脑筋，这是我国有些地方很难有的强大资源。总之，是以苏州和无锡地区为代表的苏南教育，给这个地区的经济起飞，插上了最有力的翅膀。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力量，是那里最可宝贵的资源。

我们还可以看得更远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被炸成一片废墟的德国和日本能够迅速地恢复他们的经济实力，又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一个被人们公认的原因是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国民文化素质。同样，为什么聪明而有些狡猾的新加坡领导人选择了苏州来建立中新合作的“工业园区”？当时他们在我国的好几个地方进行了考察，选择的结果是苏州或无锡，这里就有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直到最后才敲定了苏州。据说苏州精巧的园林艺术、刺绣技艺、丝绸产品等给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以说，在苏州和无锡的发展进程中，其历史和文化注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历史和文化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无刻不在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苏州和无锡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应当感谢他们的祖先，给他们留下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相信，在那里将来的发展中，历史和文化还将继续体现出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