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为什么考研——研究生招生考试随想（1）

2016年的研究生考试刚刚结束。看到12月27日科学网新闻转载了《工人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四代人讲述为何考研”。记者采访了从80年代到10年代的四代考生，叙述他们的考研目的。1985年，呼和浩特人陆坚，考取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考研是为了“追求学术”；1992年，河北昌黎人徐建明，考入天津大学力学专业，考研为了“提升地位”；2004年，山东菏泽人郭华东，考取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考研为了“更多选择”；而2015年，太原理工大学的四学年级学生王景轩，考研为了“一份工作”。

文章作者大概没有能够采访到70年代末刚刚恢复招收研究生时的报考人员。这些人中除了个别做了院士的或特别年轻的之外，绝大多数都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1977年11月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发布招生研究生的通知，到现在整整三十八年了。毛泽东词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真是如此。三十八年之前的人们为什么考研究生？当时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清楚的了，1978年与1985年之间已经有了多大的差别，现在的年轻记者恐怕也是不清楚且难以理解的。

1976年，万恶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噩梦一样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那场被称为十年内乱的所谓“大革命”，革掉的是文化的命，知识的命。教授们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颅；学校的管理者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戴高帽子游街”，“斗倒斗垮”之后与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一起关进了“牛棚”；大学停止了招生，学校里的教师、学生都到农村、工矿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五七干校”开荒种地。以后，学生们也都被分配到农村、工矿、基层、边疆（不要批评说以上四个词似乎不能并列，那是当时中央文件的正规提法，称为“四个面向”），大多数人从事与他们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们时不时地会被提醒说作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改造旧思想”，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能够“翘尾巴”。

当时我在哪里？在内蒙古草原上，一个离开旗治也就是县城还要坐两天汽车的地方，先后在沙漠深处的一个农场做着“村官”和领导一百多位下乡知识青年组成的“创业队”，带着大家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

当文化革命被宣告结束的时候，人们的感觉是天亮了、解放了。人们认识到，我们必须要把四人帮搞乱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四个现代化的中心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的春天到了。人们嘴上说着科学，心里也想着科学。那时候，科学真是最吃香的事情。早在这十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名称中的“科学技术”四个字就在我的思想深处烙上了深深的科学印记。所以，每当有机会可以从事与“科学”可以靠上边的工作时，不管当时的处境如何，我总是心动，总是要去试试。当时我决定报考研究生，也确实是为了能够从事科学工作。这一点儿也不假，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想，这大概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可能是与我类似的这一代大学生的共同思想。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绝不可以忽略的。那就是我们这些考生中的许多人身在农村、在矿山、在小工厂、在大山里、在草原上、在边疆小城……，而我们的家乡则大多在东部沿海地区，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学校则在北京、在上海、在大城市，我们也急切地想回到那熟悉的、生活条件优越的地方。说得实在一点，考研究生也是考户口。那些想方设法、托人走门子、低头说好话送好处、磨嘴皮、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已经回到了东部，即使在小城市做中学教师或在小工厂做技术员的，即使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也极少再去尝试考研究生，至少在恢复研究生招生的头几年是如此。天晓得研究生毕业后还将分配到什么地方？刚刚团圆的家庭也经不起再两地分居的风险。他们已经不再想“折腾”、不敢再折腾、也经不起折腾了。而当初许多决心考研的人真是“穷则变”，穷是无路可走的意思，而恢复招收研究生给了这些人一条可能的新路。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我们都不是先知，在闭关锁国长达三十年的时代，在1977年底1978年初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想到以后中国会改革开放，会与国外能够有交流，甚至有这样频繁的交流，中国的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发展能够这样迅速、这样开放，人才能够这样的可流动。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所有中国人中间，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到这以后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人们只是在后来的社会变化中，逐步改变着自己的认识和行为。

总之，我们没有像《工人日报》文章中所说的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这“四代人”的考研目标，我们考研的目的只是能够回到适当规模的城市里，从事着一份与科学或学术有关的工作，继续着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达十年之久的自己热爱的科学或学术事业。与我们相比，后来的四代人真是太幸福了。

但是，我们不幸福吗？现在想想，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与命运顽强抗争了，我们奋斗了，我们还是幸运的。回想这些经历，我们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