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做了教师。一开始，我是很有些顾虑的，最主要的是我在大学上学时讲话有些口吃，这使我很自卑。分配当教师，我最怕的就是口吃。逼上梁山做教师之后，很奇怪，一上讲台，口吃就好了。我讲课时只是讲话比较慢，而讲话慢倒不影响授课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反而是讲课的优点。总之，我做了教师之后，已经不再担心口吃，而且在任何公众场合讲话都不怯场。（其实，我做学生时平时讲话口吃，上台表演节目却不口吃，我看很多话剧演员日常讲话也有口吃的。我说这些，就是告诉如今有一些口吃的年轻人，不必自卑，多多练习，多在公众面前说话，慢慢会好的。这是题外之话。）

第一个“学期”，也就两三个月，那时候，学校就一位英语教师，我就客串教六年级四个班的英语。先教字母，然后教“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而已，当时的课本就只是这些政治口号。

但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学校里，一开始，教学并不是最令人瞩目的。我们先还是要建校。那时候，所谓劳动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首先，学生需要一个场地做操、上体育课。这样，我们需要在学校南面的山坡上开辟出一个操场。也就是说，要挖去一部分山体，填高另一部分。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只是十几个煤矿工人，二十几个教师，以及五、六百个十四、五岁的学生。没有任何专业技术人员，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有的只是铁锹、镐头、筐和扁担。凭着几个老矿工的经验，目测了一下可能挖出的土方和需要填埋的土方，指定了开挖的中点。真正的“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就这样开始了。

这些煤矿工人的子弟是从小就经历过劳动锻炼的，干起活了像模像样。当然，我们教师也要带头干，学生们才会真卖力气。一开始，挖出的是表土，比较好挖。后来就挖到了岩石。上层的岩石有些风化，还可以用镐头刨，愈往下，石头愈硬，镐头都很难刨动。由于边上就是学校和家属宿舍，也不敢用炸药炸。许多学生们手上起了泡。最后，开出了三十来米宽，七十来米长的一片操场，勉强能画出200m长的跑道。学生也有地方做课间操了，总算完成任务。

一个中学，总要教物理、化学知识（那时候的物理和化学知识主要包含在所谓“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课程中），因而要有一个物理、化学实验室，至少教师要做一点演示实验。不管学校是多么简陋，不管领导是否懂得这些，我们科大的三个毕业生，物理系的沈zj、化学系的段yc和我，决心搞好学校的物理和化学教学，让学生懂得一些科学知识。于是，我们开始筹划要建立一个至少能够做演示实验的理化实验室。

 我们得知抚顺师范学校要淘汰一些实验仪器，就立刻去联系，并带着学生拉着地排车步行两个多小时去拿。人家要淘汰的当然是一些破烂，但是有破烂也比一无所有强。俗话说得好，要饭就不能嫌饭酸。人家给什么我们就拿什么，管它好的、坏的，有用、没用，拿回去再说。我们要来的大概有静电发生仪、静电球、调压器、可变电阻、电阻箱、马德堡球、抽气机等物理仪器以及烧杯试管等玻璃器皿，还有一台“坏了”的小型“天文望远镜”，以及一些坏了的电子仪器。

我们又去抚顺化工厂“化缘”，要来一些玻璃器皿。学校领导又从矿里要来一点钱，去购买了若干化学药品。

我们的学校除了空的破房子以及刚刚够学生使用的课桌、板凳以外，一无所有。连放置拿回来的这些破烂仪器的架子也没有。那时候，矿里有的是木材，可是煤矿井下需要做支架的方形枕木都是有计划的，没有我们的份。好在原木加工成枕木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板坯，都是卖给矿工家庭作劈柴烧的。领导批给我们两地排车板坯。我们三个人就拿这些板坯，自己动手，锯子锯，斧子劈，钉子钉，做成了一些放置仪器的架子。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有地方放置这些仪器即可，并不要求多么精巧。做成一看，两三层的架子，放置东西的一面是平的，另一面则是原始风貌，立柱也是疙疙瘩瘩，倒别有一种自然天成的风格。与如今人家好好的房间的墙壁，漆成石头、红砖墙的样子相比，还真是可以比得，当然还是我们的自然得多！

在原来的家属宿舍区，各家并没有上下水。只是在十几栋房子之间，有一个室外的公共自来水龙头（东北人称为水管子），大家随便用水。因此，我们的学校里也只有一个水管子。作为理化实验室，房间里总不能没有一点水。于是我们就在实验室里砌了一个小的水泥池子，可以放两三挑水。池子下方开一个口，夹子一松，随时有水流出。抚顺的冬天来得早，学校的办公室都是点煤炉子取暖，人一走，屋子就冷了，而且点炉子、掏灰，房间里总是尘土飞扬。为了防冻也为了防火、防尘，我们就在实验室砌了一道火墙。这样，放置仪器、药品的库里就可以不点炉子了。

段yc是抚顺人，矿工子弟，从小帮家里干活，在做木工、泥瓦工方面是沈zj和我的老师。像做贮物架、砌水池、砌火墙等工作时，都是他带着我们两个。

沈zl是上海人，对于电工、电子仪器有研究，动手能力强。从师范学校拿来的破仪器，被他修好了不少。那架破天文望远镜也被我们凑凑合合的修复，可以让学生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个诸葛亮。何况我们三个年轻人是孔夫子所说的“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受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训练。科大的校训是“理实交融”，特别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经过我们三个人的努力，在学校的破烂房子里，也有了一个理化实验室，不但能应付学校教学中需要的一般物理和化学演示实验，而且经常可以在课外做些科学技术常识的普及工作。

我想，我们三人同心，取长补短，相互协作，对于做成事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缺少了任何一个人，事情恐怕就会差很多。我又想，如果那时候一进校就要我们各自竞争，以各自的表现竞争上岗，或“晋升职称”，甚至与各人收入挂钩，那就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任何事情、任何政策，也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如何取其“中”，真是管理领域的一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