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的性格与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8月13日《广州日报》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件小事，文章不长，摘引如下：

8月8日，星期六，又赶上立秋，本溪的各家饭店是相当的火。一家“大馆子”生意更是火爆，说它是“大馆子”，那是因为这家饭店菜品相当的全，什么辽菜、鲁菜、湘菜、粤菜、川菜、沪菜，各流派厨师就有20多人。

顾客多，厨师自然就忙，这不，一道“毛氏红烧肉”的单子下来，辽菜的王厨师赶紧忙活。

其实，这道“毛氏红烧肉”属于湘菜，平时都是由专门的湘菜厨师做的，可当天湘菜厨师休班，王厨师只能顶上。

虽说不是一个菜系的，但王厨师还是有板有眼地做好了这道菜，正准备让服务员端上去，旁边的陶厨师说话了：

“这菜你就放一个红辣椒啊，那味能对吗？”

这陶厨师是做川菜的，王厨师平时就和他不对路，这时听他一个川菜厨师说自己湘菜做的不对，也没给他好脸，当即顶了回去：

“你当别人都跟你一样啊！一盘菜放半盘辣椒。咱这是东北，东北人口味没你们那么重。”

听王厨师这么一说，陶厨师着急了：

“放辣椒是我们川菜的风格，你们东北人吃不了辣的，不代表这个菜不能放辣椒。毛氏红烧肉讲究的是油而不腻、辣香适口……”

絮絮叨叨讲着的陶厨师没想到，王厨师根本就没心思跟他探讨技术，而是直接一巴掌搧在他脸上：

“哪那么多屁话，单子都成摞了，赶紧做菜去！”

这一巴掌搧得可不轻，陶厨师的脸当时就肿了起来。

要说这陶厨师还真是个“技术流”，王厨师在“学术”上对他的轻视让他觉得比肉体的痛苦更不能忍受，愤怒地上前和王厨师继续掰扯川菜、湘菜和辽菜的不同。

王厨师则继续嗤之以鼻。

于是两人很快扭打在了一起，别的厨师赶紧过来拉架，后厨一片大乱。

大堂经理一怒之下报了警。

崔东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情况后，现场给俩厨师做了调解，双方同意都不再追究此事，王厨师赔给陶厨师医药费1000元。

文中的王师傅颇有些东北工人的典型性格。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并没有统一的性格，即使是一个父母亲生下的子女，也会有不同的脾气、性格。但是，一不同地区的人，大体上还是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典型性格。东北人的性格与上海人便往往有所差别。

东北工人是非常要脸面的，也就是说，他的自尊性非常强，为了他的自尊，不惜动用武力。文中的王师傅是做东北菜的，他认为顾客太多，做湘菜不必过于认真，而且自以为有些创见，即认为东北人不需要太辣。而那位做川菜的陶师傅却偏偏多了嘴，非得说他做得不地道不可。这就伤了他的自尊。人的自尊后面是自卑，王师傅做湘菜，从心底里可能就有些怯，如果是做湘菜的师傅说他，他可能还能够容忍，而陶师傅是做川菜的，“你凭什么说我”，这就大大伤了自尊，而且平时关系就不好，“要你来唠唠叨叨”，于是趁机一巴掌“削”了过去。如果王师傅是个上海人，即使伤了自尊，即使很不满意，也绝不会为这种事情而动手打人。

为了这一巴掌，王师傅赔了1000元。如果您问他值不值，他一定说值。一千元钱事小，脸面事大。“我揍了这家伙，下回再唠唠叨叨，还要揍他”，他一定对人这样说。

王师傅对陶师傅另一个不满意的地方是陶师傅指出的是“工作上的问题”。“我做菜的好坏，与你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老板来指出他做的菜不地道，王师傅虽然可能不满意，但是，他能够理解，因为“他是老板，饭店经营的好坏与他有关。”这也是典型的东北工人的思维方式。

东北工人对于外界的态度，大致分为这样三等：朋友，非朋友的个人，公家。东北人对于朋友那是没得说的，可以为好朋友“两肋插刀”的，可能东北人最多。对于非朋友的个人，一般也不怎么“坑害”，最多是略占便宜，当别人申明之后，弄的好，还可以略有优惠。最下一等的是“公家”，不坑害公家的是“傻瓜”。公家的东西能够拿就要拿，公家的活能够糊弄就糊弄。对于旁人损害公家的事情，一般也能够“理解”，绝不会去告发，除非那“旁人”是仇家。为了公家的事情而告发个人，会被认为是“小人”。

东北工人一般都是大工业的产业工人。在解放前，那里的工业经济基本上是殖民地经济。工厂、矿山的主人多为洋人，或俄国人，或日本人。他们的工作是在“拿摩温”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工人没有必要对他们好，可以“磨洋工”就磨洋工。工厂、矿山的经营也并不因为他个人工作态度的好坏而有所改变。解放以后，他们成了“国家的主人”，国家把他和他家属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全都包了下来，但是，企业的经营仍然与他个人的工作无关。在缺乏有效的岗位责任的监督时，他仍然可以出工不出力，生产中的损失都由国家包下来。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得那里生产了国家建设急需的各种重工业产品，也使得那里的GDP的迅速增长，工人们以自己能够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而自豪，却掩盖了整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十分低下的基本事实。而且，“主人”当然可以随便拿“自家的东西”。跟解放前相比，他们只是“地位”提高了，自尊心增强了，也增加了依赖国家的意识。

这一点，与上海工人就有很大的不同。同样被认为都是产业工人，上海企业的大多为中小企业，所谓的民族资本企业，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企业很多。在这种企业中，企业的命运与工人的命运往往相关联。工人大多数都必须认真的工作，决不能够“拆烂污”，一个人“拆烂污”引起产品的质量问题，企业就可能受大的损失甚至倒闭，工人大家都会因此而受到不可忍受的损失。所以，工人之间会自觉地相互监督，这形成了一种传统，也就是工作必须认真负责而且相互监督。上海的工人是谨慎的，某种意义上说是胆小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资本主义经营的过程。整个市民也习惯于遵守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规章、法律制度。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们与上海工人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东北工人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人们很大的不同之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们除了他们自己的劳动之外，可以完全依靠国家的东西比东北要少得多。改革开放在长三角、珠三角首先取得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如今大家都在讨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问题。其实，除了讨论国家的政策之外，人们也应当注意到当地的“民风”和人们的性格特点。如何扬长避短，更好地调动东北民众的积极性，这也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这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因地制宜的对策，不是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和一刀切地贯彻上级政策所能够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