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十五年前我写的纪念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化学家、山东大学前校长邓从豪先生的一篇文章。近日为了给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的同学们作报告，把文章找了出来，看了一下，似乎还可以放到博客里，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为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科学家。

氦  缘

   邓从豪老师逝世快三周年了。在邓老师的最后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跟随邓老师做科学研究，朝夕相处。三年来，我多次想写一点纪念邓老师的文字，可是，一提起邓老师，一见到他的照片和手稿，我就心如乱麻，半丝动笔的勇气都没有了。三年来，我最怕去的地方是山医附院，即现今的山大齐鲁医院，但凌晨早醒，却经常想起那里，想起住院大楼后面那片皑皑白雪覆盖的空地，在那里，我们推着躺在担架车上的邓老师走向阴冷的另一个世界，每想到这里，就再也不能入睡。上个礼拜，学校组织体检，地点又恰在那里。体检完毕，时近中午，人迹稀少，我一个人站在住院大楼后面空旷而阴冷的水泥地上，在凌冽的寒风里呆呆地愣了几分钟。决心写一点东西，不管写得好不好。

我第一次见到邓老师是在1978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个农场工作，那里的农工和干部善待和照顾着我这个生在江南苏州又在北京读了大学的青年人。“科学的春天”唤回了十几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的“科学梦”，于是我报考了研究生。但是当我接到山东大学的通知，让我到济南找光学系邓从豪老师复试时，我绝望了，这指定的复试日期是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所在的农场离旗治（县城）有600多里，平时坐长途汽车要两天，当时又值大雨，草原上根本不通汽车。农场的领导让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邓老师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情况，表示无法按时复试。我发了,第二天就接到回电，允许我晚去，但要抓紧。经过一个星期的奔波，我到济南见到了邓老师。我和邓老师素昧平生，对邓老师一点也不了解，之所以报考邓老师的研究生，是因为考试的科目对我合适。初次见面，我并不很紧张。大概是我对复试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复试的课程《物质结构》我根本没学过，出来复试，一是不能薄了农场领导的好意，二来也可以去苏州看望三年未见的老母亲。我坦率地告诉邓老师，我没有学过《物质结构》，刚刚借来一本《物质结构简明教程》。谁知邓老师竟就让我就看这本书，一个星期后再进行复试，这实在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一个星期之后，在文史楼光学系的一间教室里，正式复试开始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就邓老师和我两个人。笔试，我答，他看着，他是否在看别的书我不知道。试题中有一题我终身难忘，那是关于氦原子的原子轨道的。笔试完了之后，他又着重地问了我对这道题的看法，给我讲了好几分钟。邓老师告诉我，量子力学能严格解出的真实原子分子体系只有一个，那就是氢原子，这是一个两体问题。化学所涉及的体系，是多体问题。氦原子是一个最简单的多体体系，解决好氦原子的问题，是任何解决多体问题方法的基础。当时处在混沌状态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正是这个氦原子，陪伴了邓老师和我以后近二十年时间，直至邓老师的生命的终点。

邓老师把我和其他几个研究生送到吉林大学去学习。在那里，六所大学的三十个研究生和全国几十所大学的一百多位教师一起上课。唐敖庆教授主讲了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两门大课，邓老师和江元生、孙家锺、鄢国森、戴树珊等老师分别讲授了微观反应动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群论、图论、分子振动、配位场理论等课程。这些大师们讲授的课程，给我们后来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基础。在与其他学校同学和老师的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们对邓老师的尊敬。在一次大课上，鄢国森老师讲述了一个复杂的式子，然后很郑重地告诉大家，这个式子的推导，得到了邓从豪老师的认可，他是大家公认的推导公式的能手。我这才知道，邓老师在量子化学界竟有如此的美名。

我做的研究生论文的题目是氦原子的对相关函数，研究的对象就是氦原子中两个电子的相关问题。毕业后，我留在邓老师身边工作，研究的课题仍然是氦原子的电子相关。原子的问题是微观问题，微观粒子满足的运动方程是薛定谔方程，邓老师要找到一个能够直接解出氦原子的薛定谔方程的方法。为了这个目标，邓老师和我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努力。

关于研究方案的每一个原始想法差不多都出自邓老师，他提出一个方法，并加以推导，推导到若干步后，由我加以检验，并把公式继续向下推导，看是否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结果，如果理论上没有矛盾则用计算机加以实际计算。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体会到鄢国森老师所说的“公式推导能手”是多么的货真价实，邓老师推导好的几页纸，我往往要花两三天才能验算得过来，而错误往往由我产生。当我推导出方案将引起自相矛盾的结果，向他汇报不过一两天，一个新的改进了的方案又出来了。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大大小小的方案失败了多少次，实在是没法统计的。同时，我们也作其他的课题.在分子反应动力学领域, 邓老师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最重要的、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还是氦原子的电子相关。

寻找氦原子薛定谔方程直接解的工作失败了一次又一次，邓老师偶尔也有灰心的时候,说：不做了，可是过几天却又拿出了一个方案，两个人又唱起了“对台戏”。这样的“对台戏”唱了近十年。在1990年，邓老师找到了超球坐标的方法，推导出在超球坐标下原子分子薛定谔方程的直接解公式，解决了理论上的问题。第二年，由当时的博士生张瑞勤同志进行试算，又投入了全部经费的积蓄买了一台最新的计算机工作站，终于在1992年取得了对氦原子计算的成功。我们终于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量子化学界对邓老师的工作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唐敖庆教授称邓老师关于超球坐标的论文是传世之作。在张瑞勤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邓老师回顾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讲话。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我受到多大的委屈，只要想起了邓老师的这个讲话，我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

邓老师的学识非常渊博,数学、物理、化学的各个理论分支他都很熟悉。这不但因为他的天才，更主要的在于他超人的勤奋。他清晨早起，早晨第一个出家属院门的往往就是他。早晨、上午、下午、晚上，一天四个单元都在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在80年代中后期，我才40岁左右，他已年近七十，可是他用于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比我多得多。有时，他想起一个问题，跑到我家来告诉我该怎样做，而我却还没有起床。这样的事多次发生，以致于当我早晨睡懒觉时，家人就会以“快起床，不然邓老师又来堵被窝”来催促。在80年代，装电话还比较困难，装校内电话也属一种“待遇”。邓老师因工作需要多次催促我装电话，我总以年长的老师还没装为借口而不装，实际上是有贪图清闲的私心，这样害得邓老师经常跑到我家来找我。那些年，邓老师是来我家次数最多的人。这实在是很对不起他的。

我跟随邓老师工作多年，我们交谈的基本上都是科研上的事，主要是氦原子的电子相关，也谈研究室的工作，有时也谈政治，谈对不正之风和干部腐败的痛恨和担心，偶尔也谈及家庭和孩子。在各方面，他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每次谈话都很愉快，但是我们绝少物质上的交往。我绝少向他提出个人的要求，他一般也不让我替他做他私人的事。早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接受别人特别是学生和下属的馈赠。70年代末，物资还是非常匮乏的，我的一位同学从家乡带回来一些蜜桔，那时在北方是很稀罕的东西，他拿了几个送邓老师尝鲜，结果被谢绝了，还挨了几句说。一位来研究室进修的教师拿了一个西瓜去看邓老师，结果也提了回来。

邓老师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关心,也非常负责。在80年代氦原子的研究工作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前，他曾多次对我说：这个工作不能让研究生做，也不能组织更多的人来做，因为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能不能做出来还不一定，研究生是要按期毕业的。他告诉我，我是不是要做这个题目完全由我自己自由地决定。至于他自己，他说他已无所求，只想在有生之年争取把这个工作做出来罢了。我向他表示，我小的时候，很羡慕我的一位堂兄，他是一个大学的助教，上大学的时候，我很敬慕的几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当时也不过是讲师，我有兴趣做这件事，结果可以不管（当时我并没有预料到以后的职称竟是如此之“毛”）。他听了哈哈一笑，说道，讲师当然不行。1994年秋的一天，他主动对我说：教授的评审开始了，超球坐标那篇文章你可以拿去用。1995年初，除夕的前一天下午，七十五岁高龄的邓老师来到我家，我感到很突然，对他说，邓老师您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是了，怎么亲自爬五层楼跑来了。他笑着说，今天没有事，快过年了，就是来看看你。那天下午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谈家常，说孩子，没有涉及一点工作。邓老师来我家很多次，每次都是说工作，说完就走，像那天那样长时间的聊天，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三个多月以后，他就被查出有病了。

1992年，我向邓老师提出，鉴于氦原子的工作有了初步的成功，可以有更多的研究生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想去做从头计算方面的工作，他很赞成。他说，我们也应当作与化学有密切关系的工作。但邓老师自己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超球坐标方法的进一步研究上。即使在他95年患病住院以后，仍孜孜不倦的进行方法上的研究。在医院里，只要可能，他就拿出笔和纸推导公式，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邓老师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有时诚实得近乎天真。所以，我对他总是实话实说，我生怕欺骗他一次就会永远不被他信任。但在他病了的最后近两年里，我们不得不向他隐瞒他的病情。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还想做更多的工作。1997年1月9日，我去看他，他躺着向我谈了超球坐标方法还存在的问题和他想出来的解决方法，他要我再跟他合作一次，我答应了他。也盼望着他的身体能好一点，我和他能再一次在一起密切的工作。可是一个星期之后，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二十多年前，邓老师把我从草原和沙漠中召唤到他身边，这氦原子成全了我们多年的师生之缘。可是，在邓老师离开我们的三年中，我一直忙于杂事和眼前紧迫的科研项目，对于电子相关的问题再也没有做什么研究。这是一个必须排除一切杂念、真正做到“超凡脱俗”才能进行的工作，我希望我还能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