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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卜筮的一些事情(下)
既然在上一篇中所说的方法是阴阳失调的,有没有修正的方法?应当怎么修正呢?
修正的办法当然有的,而且不止一个。
先介绍第一种。在上次介绍的方法之中,只在第一变中要挂一,就是先拿走一张牌。现在修正的方法,则是在第二、第三变的时候,也要“挂一”。在第二变44或40张牌分成两堆以后,还要拿走一张牌,然后再四四以揲。第三变也是如此,其余都与原来一样。
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及由此引得的结果。首先,分二和挂一实际上是“可交换的操作”,即把44张牌任意分两堆以后取走一张,与把43张牌任意分两堆没有什么差别。
43张牌任意分成两堆,再四四以揲,如果一堆余1,另一堆必然余2;同样,如果一堆余2,另一堆必余1。对于这两种情况,四四以揲出来的结果一定是40。如果一堆余3,另一堆必余4;同样,如果一堆余4,另一堆必余3。对于这两种情况,四四以揲出来的结果则一定是36。
这样,第二变由44→40与由44→36的几率相同,都是2/4即1/2。同样第二变由40→36与40→32的几率也相同,也都是1/2。
一般地说,由4N-1张牌分两堆以后四四以揲,去掉余数后得到4(N-1)和4(N-2)的几率都一样,都是1/2。这里N = 8,9,10,11.
这样,经过三变以后,由48→36的过程是:48→44(几率3/4)→40(几率1/2)→36(几率1/2),这个过程的几率是(3/4×1/2×1/2) = 3/16.
由48→32的过程有三个:48→44(几率3/4)→40(几率1/2)→32(几率1/2)、48→44(几率3/4)→36(几率1/2)→32(几率1/2)以及48→40(几率1/4)→36(几率1/2)→32(几率1/2),三个过程总的几率是(3/4×1/2×1/2)+(3/4×1/2×1/2)+(1/4×1/2×1/2) = 7/16.
由48→28的过程也有三个:48→44(几率3/4)→36(几率1/2)→28(几率1/2)、48→40(几率1/4)→36(几率1/2)→28(几率1/2)以及48→40(几率1/4)→32(几率1/2)→28(几率1/2),这三个过程总的几率是(3/4×1/2×1/2)+(1/4×1/2×1/2)+(1/4×1/2×1/2) = 5/16.
由48→24的过程是48→40(几率1/4)→32(几率1/2)→24(几率1/2),这个过程的几率是(1/4×1/2×1/2) = 1/16.
写成周易的语言,经过三变之后得到老阳、少阴、少阳和老阴的几率分别为3/16,7/16,5/16和1/16,它们的比例为3:7:5:1。
于是,总的阴爻和阳爻的比是(7+1):(3+5)= 8:8。阴阳得到了平衡。
还可以介绍另一种修正的方法,比上面的还要更简单一些。
这种筮法与上一集介绍的方法一样,只在第一变时“挂一”,在第二变和第三变时就不再挂了。但是,在所有三变的过程中,“揲四”时只揲左手的,不揲右手,也就是说,只是把左边一堆牌四张四张地数,取出余数,而右边的一堆并不用揲,只是根据左手揲剩余的数目,从右手边取出几张予以补助。若左手剩1和2,则右边拿出的补足至4;若左手剩3和4,则右边拿出的补足至8。
这样,由于左边余1、余2、余3和余4的几率相同,因而在第一变时由48得到44和40的几率就相等,各为2/4即1/2。在第二变时由44得到40和36的几率也相等,由40得到36和32的几率也相等。在第三变时由40得到36和32的几率、由36得到32和28的几率、由32得到28和24的几率全部相等,都是1/2。每次“揲四”后所得两种结果都相等。三变过程中各种结果的几率形成一个类杨辉三角形:
这样,这种筮法得到老阳、少阴、少阳、老阴的几率之比为1:3:3:1,按照唐朝人张辕的说法是8:24:24:8。阴阳也是平衡的。
至于为什么可以只揲左手边,不揲右手边?似乎所有的书上都没有说。我想这也无关紧要,因为谁也没有说过两边都要揲的道理。从《系辞》第九章“大衍之数五十”那段话中间,并没有说到是否左右手都要四四以揲,还是哪一边需要四四以揲。这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是后世各家卜筮者各自发挥的结果。
上面两种方法都是阴阳平衡的。阴阳都是平衡的,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正所谓“各庄有各庄的高招”,您信谁的?
同样是一笔糊涂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卜筮的基础:“大衍之数五十”。
我们一开始要用49根蓍草。为什么要用49根蓍草?因为“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为什么“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西汉著名易学家京房说:“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这是几乎卜筮祖师爷级人物的看法。
到了东汉,著名学者马融说,不对!马融是个了不起的大学者。《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而且敢于招女学生,“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马融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1+2+2+4+5+12+24 = 50)。“北辰居中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
可是,马融最好的弟子郑玄不同意。郑玄比他的老师学术成就更大,儒学最权威的经典《十三经注疏》中竟有四篇的注笺是他作的。郑玄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通气,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焉”。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有根有据。《系辞上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从1加到10等于55,现在的小朋友了都在练习这个,据说可以成为像高斯那样的天才)。可是为什么要减去五行之五,又要无缘无故减一,郑玄的理由并不充分。
比郑玄略小50来岁的学者荀爽却认为,这是因为 “(八)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
这些都是东汉的大儒,后人对于古籍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工作,很多先秦古籍我们很难读懂,用一句时髦的语言,我们还将“在黑暗中摸索”。
唐代易学家崔憬的观点又与郑玄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把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减去天一地四,从而得到五十。为什么减去天一地四?因为“天一地四者,此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八卦不管天地,这好像也有点问题。
宋儒邵雍说得简明而扼要:“天数二十有五之倍数,合五十”(25×2 = 50)。
朱熹朱夫子说得就不那么肯定:“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5×10 = 50)。
上述这些人,都是中国历史经过千百年的大浪淘沙而站住了脚的、第一流的大儒家。对于儒家著作的贡献,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个儒者,即使是最出色的人物,都难以与他们比拟于万一,更不要说相提并论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各有各的主张。
近代人杭辛斋则别出心裁:“勾股自乘合大衍数,即三三见九,四四一十六,五五二十五,巧合五十”。
早在东汉、三国时代,姚信、董遇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地之数五十又五,减去六爻之六,就是其用四十有九。不知道是否受到他们的启发,现代人金景芳提出:“大衍之数五十”应为“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古书可能脱“有五”二字。这倒痛快,古人弄错了,应当是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他们抄丢了“有五”两个字,一刀把“大衍之数五十”这个难题砍个干干净净。
不过,随便说古人抄错了,光凭胆大、没有证明恐怕是不行的。古人抄漏了,有原件吗?有未抄漏的吗?退一步说,有谁见过未抄漏的?统统拿不出来。两千多年来,谁也没有见过。因而,这样的证明,任你有天大的本事,在现存的典籍中是不可能有任何蛛丝马迹的了,恐怕只有盼望着将来的某一天,从地下挖出先秦的宝贝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虚无缥缈得很哪。
总而言之,卜筮的理论基础“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两千多年来,经过这么多大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竟然还是一笔糊涂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到了这些,对于那些对《易经》顶礼膜拜者,对于根据它卜筮而得的结果深信不疑者,倒真是一件尴尬之事。
其实,即使有再好的理论基础,最后的卜筮结果,不都是产生在那几个“随机”的“分二”之中吗?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卜筮,不都是“随机”的产物吗?至于对“随机”结果的解释,这就是另外一种“技巧”了。如“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那样的如簧巧舌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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