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苏州（12）苏州女人

苏州女人这个话题，本来早该写了，犹豫再三，拖了很久，写了又停，停了又写，现在还是决定写完它。之所以犹豫再三，是因为如今什么都要带上一个“美女”字样已经成了恶俗，写女人便好像是为了吸引眼球似的。但是，女人毕竟是社会的“半边天”，不管世俗怎么恶，该写的事情还得写，因噎废食总是不好。

为什么非写苏州女人不可呢？前面的《闲说苏州》第一、二篇都说到一件事：在明清两代，苏州府每年税赋竟然占到全国的几乎十分之一，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曾向朝廷上书说：苏（州）松（江）太（仓）的税赋率，上溯之，比宋代多五倍，比元代多三倍；横着比，比毗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五倍，比外省多十倍二十倍不等。这就留下一个问题，交这么多税赋，为什么这里还是比其他地区富庶？难道这里的地下埋着聚宝盆、种着摇钱树不成？当然不是，这里就不得不说到苏州女人所起的作用，

当年苏州府富甲天下，单靠种粮食是不行的。古人虽然说“富国之本，在于农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地区植桑绩麻，男耕女织，主要还是自给自足，但是，江南的蚕桑丝绸却远远超出了自给自足的范围，曾经形成过巨大的产业，或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明末大学者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说：“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紵，嘉湖之丝纩，皆持此女工末业，以上供税赋，下给俯仰。”“所有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种桑、养蚕这几乎是女人的专利，而这也恰恰正是整个蚕桑丝绸产业的基础。所以，在超额税赋的重负之下，几百年间，苏州仍然保持繁华，苏州女子功不可没。直到近、现代，所谓姑苏十二娘（绣娘、织娘、蚕娘、花娘、茶娘、缝娘、船娘、鱼娘、菱娘等十二种劳动妇女，说法不一）仍然在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歌曰：“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此之谓也。

与女人相对的是男人。提起男人，在电视节目中，经常出现的被嘲笑的形象是上海男人。小里小气，在家里做家务、伺候老婆，很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其实，我看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男人都做家务。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在济南住的房子里，一个单元每层住三家，中间那家的厨房靠着楼梯。晚饭前，从楼梯上走，看得见各家做饭的，几乎全是男人。在大学里，两口子都上班，谁在家谁做饭。男人做教师更多些，不坐班，做饭也往往更多。男女在家里地位的相对高下，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女人参加经济活动，有经济收入，地位当然提高。苏州女子就是如此，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苏州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高于许多其他地方的女子。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脚，所谓三寸金莲是旧社会摧残妇女身体和精神的一个标志。由于需要参加劳动生产，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江南就有许多天足女子。而在辛亥革命以后，苏州女人裹小脚的就很少了。而北方的很多地方，如今能见到现在也才只有七十多岁的小脚或“解放脚”（裹了小脚后又放开的），也就是说，直到三四十年代，那里还在裹小脚。

由于经济活动的需要，几百年来，苏州一直是小家庭占优势。弟兄分家，各自赁屋而居。所谓“金乡邻、银亲眷”，就是遇到问题时比亲戚更重要的是依靠朋友和乡邻。苏州人很少进宗族祠堂。宗族祠堂也很少，倒是几乎家家户户客堂间的墙上都高挂着自己的“家堂”（一种木制小屋，二尺多高，里面仅供着自己去世的直系长辈的木主，可以认为是一个微型的“祠堂”）。这样，大宗族对于小家庭的道德束缚就较小。历来，对妇女的封建道德约束最厉害的是宗族，而在长期没有宗族束缚的小家庭内部，束缚就小得多。在小家庭里，一个对一个，谁束缚谁还很难说。因此，与其他地方相比，江南女子的自由度较大，苏州女子只是江南女子的典型代表而已。

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受封建道德的束缚比较少，苏州女子受教育的平均程度也比较高。也正因为女人从而母亲的文化水平较高，又促使下一代人又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而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又使得女子也得到较好的教育。这是一个千百年来形成的正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女子的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有文化或智力水平较高的母亲能极大地影响下一代人的文化或智力水平。所以，我们今天促进女童学习的“春蕾计划”的意义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长期以来，一提起苏州，人们总还会想起苏州的美女。人们往往把小说中的林黛玉做苏州的“形象代言人”，林黛玉却“生、长”在扬州（多谢武夷山先生的指正）。如果说，林黛玉是藏在侯门深闺的大家闺秀的代表而且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那么，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女是使男人们能够“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以儒服男装主动见访的才女柳如是、传说中弄到顺治皇帝都要来插一杠的色艺双绝的董小宛、借来诰命服饰以公使夫人的名义出使欧洲四国的赛金花等等风尘女子。

这些女子确实都是从苏州走出去的，大概也确实长得漂亮。但是，光有漂亮的脸蛋儿和婀娜的身姿大概还算不上绝色美女，仅仅长得好看一点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要有出色的才艺。这除了先天的条件之外，更需要后天的教育。我们现在讲心里美主要是指由好的道德品质。其实，广义的心里美也应当指有智慧、有知识、有才艺。人们喜欢一个人，不光是他（她）长得好看，更要有智慧、有知识、有才艺以及有与自己近似的道德。要能够培养出大量上面所说的绝色美人，就必定与那里大的人文环境有关。

上面这几位是风尘女子，被通俗文艺作品如小说、曲艺等广泛宣扬，所以知名度高了，其实，历史上有文采的苏州才女有许多。例如，清代乾隆年间的张允滋，据记载，她工诗、画，善写墨梅。与张芬、李嫩、席惠文、朱宗淑、江珠、尤澹仙、沈桂玉等，结“清溪吟社”，世称吴中十子，有《吴中十子诗钞》。她们能够走出自己的家门，结社吟诗，出版作品，这在保守气氛较浓厚的中原地区恐怕难以做到。

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苏州女子很快地站出来，学习现代文明、学习科学技术。她们中不少人成为有科学思想、有科学创见的最出色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吴健雄、何泽慧等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

这些都不是用什么山、水、空气好之类的环境条件和更荒谬的遗传因子所能够解释的。有很多女子籍贯并不在苏州，但是在苏州成长，受教育，成为真正的才女。例如现代著名的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各个才貌双全、知书达理。她们还都精通昆曲，被称为“张氏四兰”。叶圣陶先生早年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允和嫁给了如今还健在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三姐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而四妹充和的丈夫则是著名汉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

杨绛女士籍贯在与苏州相邻的无锡（无锡与苏州在各方面都没有多少差别），她在苏州度过她的少年时代（少年时代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语言、生活习性、性格等等），在那里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俗话说：“文如其人”，她的文字看似平淡，却从容而意味无穷，优雅时而又夹着幽默。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却不爱出头露面，不图虚荣。内敛、平静、多才，这些都是许多苏州知识女性共同特点。

在苏州，不但像上面这些上层家庭的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人文修养，就是普通的市民、农民家庭，也重视女子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从而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由于是家庭、学校从小的全面教育，她们并不一定是高学历者，而是真正有较高素质的人。就拿我们通常认为文化水平较低的体育运动员队伍来说，读同样年级的书，苏州籍女运动员的素质就显得比较高。例如，著名的“老女排”的队长孙晋芳，也就是业余体校毕业，她的水平就决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农民的女儿陈艳青在夺取世界冠军的过程中，就能够自觉地读书，从专科、到本科到研究生，一步一个脚印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当然，上面所说的苏州女子的长处，实际上并非苏州女子所特有，在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相似，千百年来在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相差不大，她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苏州女人不过是她们的代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