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科学网加精的李育宗同学的博文《支教放牛班的失败经历》以及博友们的评论，有些感想，写下来，与李育宗同学和博友们讨论。

李育宗同学是国科大研一的学生，在玉泉路读书。巧得很，那里也是我学习生活了五年多的地方。虽然相差了大约近半个世纪，但是在同一地点学习，我们还是前后同学。与同学聊天，可以随便和亲近些。

我看了李同学对他上的第一堂课的叙述，他说他失败了。我感到李同学还是不错的，毕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没有经验。李同学为这堂课的教学内容作了很好的准备，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控制课堂的秩序，不知道如何能够让学生安定地听他的讲述。我估计，遇到了一开始就吵吵闹闹的这种情况，李同学在课堂上已经开始泄气了，事先准备好的那种气势，用句俗语，“一丈水退去了八尺”。教师没有了气势，很难上好课。

首先，上台后学生喧闹，李同学说他“一再强调大家要珍惜时间，明年就中考了不能这样混日子，人生每过一分钟都少一分钟，要珍惜人生等等”，这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大的忌讳。李同学的这些话，这些学生的老师和家长都说了不知多少遍，学生们的耳朵里都起了老茧了。他们最不愿意听这样的唠叨，可是，这位新来的“李老师”却一上来就用这些听了一万遍的话唠叨。这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听到劝他留意“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一样，这些学生断定这位“李老师”“与过去来了又走的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第一印象已定，李同学下面说什么都白说了。

还是一句俗话，万事开头难，但是，万事在新开头却是一个机遇，或者一个转机。因为学生不了解新来的“李老师”，如果李同学不说上面的“混帐话”，而能够用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一下子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这堂课很可能就另是一种局面。我的看法是，开头语一定要新颖，接下去的讲话一定要“陈言务去”。

但是，怎样才能够“新颖”？这要视当时情况而定。我小时候很喜欢听苏州评弹，最早，评弹是在茶馆里说的，在吵吵闹闹的茶馆里如何能够使茶客安静下来听你说书，这就是一种技巧，评弹艺人在几百年的实践中摸索出许多方法、许多手段。其实，李同学所在的国科大或者李同学的自我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话题，他拿来的打算奖励同学的那本杂志就是个一开始就可能吸引人的道具。当然，具体怎么样说，怎么样吸引学生的注意，这就要随机应变。各人的能力和经验不同，效果也就相差很大。至于怎么样“陈言务去”，这就要更看演讲者的水平，肚子里的货色多少即平时的知识积累了。

下课了，李同学说他“松了口气，真有种解脱的感觉。走到外面，吸一口冷空气，感觉再也不愿意有这样的经历”。在刚刚经历这种“失败”之后，有这样的感觉和想法可以理解，但是，我却以为这是一次可贵的经历。第一次的尝试，谁都可能失败，然而，如果再也不想做这样的尝试了，那就不好了。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是一种艺术。能够掌控听讲者的情绪和演讲的环境和气氛，更是一种艺术。高超地掌握这种艺术当然有天赋的成分，但是更需要实践的磨练，需要一定次数的失败。我们的研究生将来要作学术报告，要讲课，如果可能，将来也许会做一定的领导工作，这都需要讲话的艺术，需要胆量，需要掌控听众的情绪，这些本领都需学习，需要实践，才能逐步提高。当年我的研究生也有要出去挣些外快的，如果是出去兼一些课，代人上几节课，只要不太过分，我一般都开绿灯。我也非常支持像李同学这样的研究生在不影响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基础上，做一些支教的工作。这应该是一桩双赢的好事。

在评论中有人说，“校长跟我说这帮普通班的孩子是扶不起的阿斗”。这样的校长真是误人子弟啊。我们中国的教育有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有这样错误思想的人在做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学校的校长，并且以这样的错误思想来指导他们的工作。我们应当是对所有的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每一个人的天赋不同，潜质不同，但都应当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教养，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决不能因为有些人学不好某几门课程歧视他们。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比如，在我们做化学实验研究中，固然需要有经验的化学家，但是那些心灵手巧的技工，比如玻璃工、金工等也非常重要，没有好的技工，实验的仪器设备难以创新。那些大型的或者精密的机械设备的加工、制造，没有好的技工完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做每一项工作，即使是打扫卫生，也需要从事者有好的素质和修养。我们口口声声说平等，而实际上却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再进一步说，年轻人的可塑性非常强，我们很难判定一个年轻人到底做什么最为合适，一开始只能尽可能地给予全面而平等的教育，不歧视那些在某些方面学习较差的学生，要在成长过程中发掘他们的潜能。在学生时期特别是中小学时期就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是非常错误的。有些学生原来并不差，可是，老师和领导看不上他，抓住其弱点，硬把他们说成差生，结果学生自暴自弃，真的成了差生，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即使对于有较多问题的学生也要耐心教育，下得功夫，就有可能教好。

“你这是站着讲话不腰疼吧”。其实，我还是有过实践的。

先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在东北做过中学教师，教煤矿工人的子弟。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到那里去接受这些学生的父兄们的“再教育”的。说得不怎么正规些，我们只是一些“臭老九”。而且，煤矿工人的工资也比我们高的多，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在学生们的眼里，我们都并不占优势。那年月，读书无用论在那里真是很吃得开的，道理是明摆着的。在有些人看来，我们本身就是反面教材，读了这么多书，却从江南天堂跑到东北的山沟里接受再教育，挣钱还不多，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我所在那所“学校”的条件大概比李同学支教的学校还要差得多。学生们调皮捣蛋的程度也非今日所能想象，打架斗殴是动刀子的，有殴打教师的，砸老师家玻璃窗的，往同学课桌里大便的，如此等等，够意思了吧。可是，我和我的在玉泉路一起到那里去的同学上课的时候，却基本上能够集中绝大多数学生的注意力，使得个别的不想学习学生受到愿意学习的学生的压力，不得在课堂上调皮捣蛋。这些学生大多数与我们关系很好，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些人还考上了大学或其他学校，做出不错的工作。如今，我的学生们都已经退休，过年还给我打电话，甚至千里之外跑来看我。我和玉泉路一起出去的另外两位同学都手无缚鸡之力，不是打架的手，也没有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后台，我们唯一的长处就是，与那里的其他人相比，我们肚子里有货，有知识，正是这种知识，使我们建立起了在学生心中的权威。

不管是哪里的学生，青年、少年人总有对世界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望。我们做教师的就是应当利用他们的这种好奇和渴求，因势利导，教给他们正确的知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使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样，他们就能够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至少也要使他们有自立于社会、能够挣钱养家糊口的必要素质。时代可能会不同，周围的环境可能会变化，但是，上述教育的原则应当是相同的。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句话现在被用得带有贬义了。其实，“外来的和尚”是非常必要的。且不说中国的佛经大多是鳩摩罗什这样的外来和尚翻译过来的，也不说百年来的海归对于中国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就举两个中小学教育中的例子。陈景润正是受了当时在中学教书的航空动力性专家沈元先生的引导，才热爱上数学，为走上探索“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道路开了一个好头。我的导师已故邓从豪院士出身在江西农村的农民家庭，在兵乱之中，一位姓徐的清华毕业生来到他所在小学，在徐老师的影响下，邓先生热爱科学，在徐老师的名字中取出一个豪字，改名从豪（从者，跟从、追随也），从此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这都是“外来和尚”的影响。即使不在学校长期教学，大学教授、科学家、其他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士到中小学做个报告、举行个讲座，对于那里的学生也可能产生好的甚至终身难忘的影响。五十多年前华罗庚先生来我所在中学做两次报告，我至今印象深刻，我看科学网上也有我不相识的校友做这样的回忆。我想，“外来和尚”到中小学终究是一件好事，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 “和尚们”想不到去念经，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部门、学校也不大欢迎外来的和尚，因为这对于提高“升学率”从而对学校的收入和领导的升迁并无直接的好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我真的希望“外来的和尚”能够到中小学去念经，没有大和尚，外来的小和尚去念念经也是好的。

我们的研究生是学生，但是也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教育和培养更年轻的学生的条件和能力。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除了学好专业知识、做好科研工作之外，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像支教这样双赢的事情，还是应当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