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盆潭在苏州阊门外，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大军就是从这里攻进了张士诚盘踞的苏州。当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由于江淮连年战事，人烟稀少，朝廷提出“南人北居”，下令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府的数十万户居民迁居江淮。这些人先集合于苏州阊门，然后乘船去苏北的淮、扬二郡。于是，阊门就是这些人离开江南前的最后记忆。对于这些人，阊门就相当于北方移民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时间到了21世纪，苏州在阊门外的沙盆潭立移民寻根的纪念阁和纪念碑，以便移民后代寻根留念。

纪念阁和纪念碑在建阊门外西北的护城河边，背靠白居易祠。纪念阁巍峨高大，纪念碑文字清楚而易懂，水面宽阔而风景宜人。虽然临近热闹的石路商业区和山塘街旅游区，不过由于与大街相隔了白居易祠，显得相对清静。在这人们四出打工挣钱、漂泊四海的年代，不知道平时还有几个人会来这里寻根。

我们中国人总有一种“怀土”的情结，古人更是如此。不到走投无路之时，谁肯抛弃自己的家业，背井离乡，举家外迁？即使外迁，也都是从差的地方迁向条件好的地方。苏杭自古称天堂，从苏杭迁到两淮，这实在是非常的举动。人们平白无故为什么要离开天堂一般的苏杭迁向江淮？

据说，由于苏州一带的老百姓帮助张士诚守城，朱元璋进攻苏州很是吃力，久攻不下。攻下苏州之后，一开始，朱元璋是想屠城的，后来听取了宋濂和刘基的意见，放弃了屠城的设想。大概是以为既然都成了大明的子民，不妨留下他们的性命，让他们给朝廷多多地纳税。于是，明代苏州、松江的税负之高是全国其他地方所难以想象的。而且税赋一旦加上去，减下来是很难的，连清代都延续了明代对江南的税赋。直到清末，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还说：苏（州）松（江）太（仓）的税赋率，上溯之，比宋代多五倍，比元代多三倍；横着比，比毗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五倍，比外省多十倍二十倍不等。另一方面，明代朝廷索性把江南大量的百姓“私田”充为“官田”，也就是说，干脆剥夺了人们的土地。这样，这些不堪重负和失去土地的人们就只有背井离乡、听从朝廷的调遣，迁往江淮。

我们不是明代人，无法看到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江南百姓拖家带口到阊门集合转往江淮各地的悲惨情景。不过，在这样的惨剧发生将近六百年之后的20世纪六十年代末，确切的说，是1969年年底开始，在差不多相同的地点，发生了差不多的人间悲剧，却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历或亲眼目睹的。

1969年11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三年多。江苏省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做出了一个据说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动员全省的城市干部、工人和居民“上山下乡”。由于江苏省的城市主要在江南，因而数十万江南的居民被迫迁徙到苏北的农村。当然，如同明代的迁移一样，在这移民的大军之中，也有几个响应号召起带头作用的干部，但是，更多地却是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前三年间已经饱受了歧视和苦难的那些“黑X类”和在“清理阶级队伍”被清理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及其家属。他们被注销了城市户口。这些做了一辈子工人、商人、教师、职员却从来没有种过地的男男女女要自己去从土里刨食，而且是到与自己在语言、生活习惯都大相径庭的地方，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是下乡，他们与“知识青年”不同，他们大多数已经是中年人，生存的技能已经固化。知识青年大多数尚有家庭父母做经济和思想上的依靠，而他们却是家庭中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都要靠他们去养活。在这一点上，他们比“知识青年”更加困难得多。同样，他们比明初的移民也更加可怜，明初的移民毕竟大多数应当是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

我认识的一位长者，已经接近了退休的年龄，可是因为曾经是“资本家”，仍然要被赶到了苏北农村。我们难以想像，这位失去了工资收入的旧社会的“资本家”老人到盐碱滩上将如何度日。

我最尊敬的中学老师——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的英语教研组组长周大心先生有严重的关节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某些“红卫兵”的兽性攻击，他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了。在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又被赶下苏北农村。作为一个教师，他无疑是最优秀的。可是，让这样一位已过中年而且有严重疾病的知识分子到他完全不熟悉的艰苦、落后的农村去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这无疑把他置于死地。终于，他悲惨地死在了苏北的乡下。

据《苏州地方志》记载：“1969年11月，市革委会部署动员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全年共下放干部、职工、居民9507户，3.69万人，大部分去苏北农村。”（另有4万多名“下乡知识青年”不在其中）当时无锡市的城市人口略多于苏州，照此推断，无锡下放到苏北去的人数也应当与苏州相仿佛而略多。苏州、无锡两个城市中被赶到苏北农村去的居民大概有两万余户，七八万人之多（同样，不包括“知青”）。

幸而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被终止。把江南居民赶到苏北乡下去的荒唐事没有再继续下去，在苏北农村度过了近十年的苦难岁月以后，大多数被赶下去的居民返回了他们的家乡，但是，这场噩梦般的经历和给这些居民实际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亲历或耳闻目睹了现代苏、锡城市居民下放苏北农村的惨剧，我们可以想像，六百年前发生在阊门之外的码头上，告别家乡向江淮进发的移民，当离开阊门出发时，可能并没有杜甫在《兵车行》的所描述的哭天抢地的场面，他们已经没有了眼泪，有的只是任苍天安排的无奈。

六百年前的大移民的拍板者无疑是朱元璋，这位从完全赤贫的流氓无产者成为掌握了全国财产和所有人命运的最高统治者。早年流氓无产者的经历、思想、习性对于他做皇帝后的处事有极大地影响。流氓无产者的特点是对财产的渴望和蔑视，对有产者的嫉妒和仇视。他们渴望得到财产，但是对于得不到的他人的财产或者轻易得到的财产却视若粪土，轻易地加以破坏。他们嫉妒有产者甚至嫉妒只比他们略微富有一丁点的其他穷人。他认为他的贫穷是这些人给他造成了，他希望这些人像他自己最贫穷时一样甚至更加贫困。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流氓无产者往往十分残忍。用这样的思路去看待朱元璋的许多做法，就能够解释其原因。

而在此六百年以后的“上山下乡”，虽然全国都是响应那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但是，像江苏省那样的做法之恶劣和规模之大，据我所知，远远超过了别的省市。其中的原因也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就像上面分析的六百年前朱元璋的情况相类似，我看恐怕也要到当时江苏省主政者们的早年经历和由此形成的思维模式中去寻找。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