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是人们思想交流的手段，各人有个人说话的风格和技巧。这种风格和技巧反映了说话人的性格特点、思想和文化修养等等，而这又与这个人的生长和生活环境有关。下面两则故事虽然都很短，可是，看了以后，几个性格特点非常鲜明的说话人跃然眼前。文间的小字是我作的简要的注解。 

隆兴（南宋孝宗年号，1163-1164）间，有扬州帅（扬州安抚使，为扬州的最高军事、民事长官），贵戚也，宴席间语客曰：“谚谓‘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吃饭’（家里三世为官的，方能懂得穿衣吃饭），仆（我）欲作一书，言衣帽酒肴之制（规矩），未得书名。”通判（通判，该地的“二把手”）鲜于广，蜀人，即对曰：“公方立勋业，今必无暇及此。他时功成名遂，均逸林下（退休回乡），乃可成书耳。请先立名曰《逸居集》。” 帅不之悟。有牛签判（判官，安抚使的属官）者，京东（宋代路名，略大于今山东省）归正官（被金人占领地居民，回南宋朝廷效力为官）也。辄操齐音（山东口音）曰：“安抚（安抚使）莫信，此是通判骂安抚。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是甚言语！” 帅为发怒赧面（因羞怒而脸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文中的扬州帅，是当地的最高官员。为什么只称“帅“？南宋的州是直属中央管辖的，而扬州又地近前线，十分重要，知州通常由安抚使兼任，统管当地的军事和民事。这里的安抚使是位贵戚，位高权重。因为是贵戚，优越感很强，你看，他在宴会上对其他人说：“俗话说：三世为官之家，才懂得穿衣吃饭”。因此，那里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只有他自己了。

可是，这通判鲜于广却给了这个草包挖了一个大坑，让他把书名取为《逸居集》。为什么取《逸居集》就是骂他呢？这里暗隐了《孟子》中的一句话：“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句话见《孟子·滕文公上》，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光知道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而没有教化，就与禽兽没有多大差别。在鲜于广推荐的书名后，这本书就有了孟子语录中的饱食、暖衣、逸居这三项。文人说话有时可以只讲一个头，后面的便省略不说了，而人人皆知底下应该是什么。如说“醉翁之意不在”，就是说“酒”。那时文人必须把《孟子》读得滚瓜烂熟才能考上科举做上官。可是，那位“安抚使大人”是“皇N代”，贵戚，可能读过《孟子》，但是并不滚瓜烂熟，不知道这是一个大坑。这位通判是四川人，说话拐了一个弯。

人们可能会问，那位通判怎么敢于与“军政一把手”这样说话？这与宋代的官制有关。通判虽然名义上说副手，可是他不是安抚使或知州的属官，他直属中央。宋代朝廷鉴于唐代潘镇割据的教训，为加强控制地方，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之一是设立通判。通判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州府重要公文也须通判连署方能生效。通判有监察官吏之权，可直接向朝廷报告，故号称监州。

而那位牛签判也很有意思。首先，他的身份是签判，是安抚使的属官，而且是归正官，好不容易才从“沦陷区”跑到南宋来做官，很可能背后没有强大的靠山，必须站在安抚使一边。他又是我们山东的直肠子，当着大家的面就把那位四川弯弯肠的话解释得清清楚楚，搞得安抚使大人十分狼狈，但又不好发作，只能“发怒赧面”，而通判则“欣然有得色。”

陆游真是文章高手，短短一百五十来个字，不但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把三个人物刻画得如此鲜明。

下面的故事也来自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四），只有六十八个字。两个说话人，也是一个直言，一个曲言。

王定国（王巩，字定国）素为冯当世（冯京，字当世）所知，而荆公（王安石）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祖（宋神宗），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1048年）生，安得谓之孺子？”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

故事中的两个人物是冯京和王安石。冯京，字当世，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反对者之一。他向宋神宗推荐王巩。王巩字定国，也是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当然反对冯京向宋神宗推荐王巩。王安石是非常自信而自傲的，他大概没有很好地准备，想一句话便把冯京顶回去，他说 “此孺子耳”。王巩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虽然文章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但从内容分析，应当是王安石开始变法前后。当时，王巩确实才过二十，确实非常年轻。

可是，冯京一句“定国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便把王安石吓得“愕然”，“不觉退立”，不敢再吱一声。原来宋神宗也是“戊子生”的，王巩与宋神宗同岁，而且巧的还是同日所生。《宋史·神宗纪一》：“以四月十日为同天节。”而“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

短短六十八个字，写出了王安石的自傲和疏阔，写出了冯京的机敏和工于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