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靠着大街，门口就是人行道，人行道外面是马路，马路的那边还是人行道。

人行道只有大概一米五六宽，水泥的，正规地说，是混凝土的（吴方言称水泥为水门汀，这是音译，但是小时候好像没有听说过水泥这个词。那时北方人称水泥为洋灰。我真不知道水泥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成为了正规的用词。谁知道，请告诉我——哈，一开始就跑题了）。估计这些人行道比我的年龄还大些，反正也是“旧社会的产物”。水泥的人行道被划成交错的正方形块，从家门口到人行道边一共是四块半，外侧是石头的护边即北方人所说的“马路牙子”。与我家门面相对应的那三米来长人行道的东部，留下一个大约六十厘米见方的泥地，里面种着一棵法国梧桐，其年龄亦与我相仿，我小时候还能晃动它。整条街道都种植着这种树，间隔约五米，基本上没有空缺。

虽然，我家所处地段为市中心，但是，在解放初期，平时街上没有很多行人。由于家里的大多数地方都是地板地，不适合小孩子蹦蹦跳跳的游戏。另外，几家的孩子老在谁家造反也不是事情。于是，蹦蹦跳跳的事情往往就在街上。小孩子在人行道上玩耍，一般不会与行人冲突的。当然，疯跑是不行的，行人一般上街是买东西的，更有泡开水的（见博文《老虎灶》），与人一撞，非闯祸不可。只能较为文静的蹦跳，如跳绳，跨大步、车铁箍（滚铁环）、造房子之类的。划好了每行四块半正方形的人行道是孩子们经常“造房子”的地方，我想很多人小时候大概都造过，不过规矩可能各地有差别罢了，也有些地方可能不是男孩子玩的。造房子在苏州叫做“骑脚马马”，我们单腿踶踢的是一小块水缸的碎片，那东西溜滑，在水泥的人行道上得小心踢，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踢出“房子”的边界。从靠边的那半块正方形作为起点，可以造四间房子，然后到邻近的那一行折回造第五房第六房，等等。

夏天，人行道是人们晚上乘凉的地方。太阳快下山时，人们就在人行道上泼上水，等到吃过晚饭，人行道上就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凳子、竹榻、藤椅、木板等等。天黑了，大人、小孩在人行道上坐的坐、靠的靠、躺的躺，每人手里拿着扇子，纸团扇、蒲扇、折扇、鹅毛扇，有聊天的、下棋的、打闹的、讲故事的、吃零食的、打瞌睡的，一直到夜深。

人们还在人行道上劈硬柴（北方人称劈劈柴）、把弯钉子弯铁丝砸直等等。1958年，学校要求把水缸碎片磨成粉，作为耐火材料，每个学生都必须交若干斤，我们就在人行道砸、磨。但是，就这么折腾，一直到九十年代大拆迁，这人行道竟然没有什么地方能看出明显的损坏。只有在树边上，因为小树变成了大树，树根把靠近大树的水泥块顶起一些来了。

小时候，中间的马路是弹石路，约五六米宽。弹石路面是过去江南城市里最普通的路面，它由大小相似、形状不规则的石头砌成。所用的不规则形石头即弹石的三个维度大概是：20cm×10cm×6cm。路面上先铺上粗沙子，然后把弹石尽量平整地码齐垒紧。所用工具为手镐，手镐一头尖、另一头如锤子，约长30cm，木把也约30cm。这些石头是被立着砌的，即最长的一个维度垂直地面，紧紧地挤在一起。这样砌好后，要单独挖起一块石头就极难极难。马路中间略高于两边，下雨后雨水流到马路牙子那里，而相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下水道口。苏州雨水多，夏天特别是台风季节经常有大暴雨，但是马路上从来没有积过水。这样的马路在雨过几分钟后往往就干了。但是，这样的路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好走自行车。轮子越小，颠簸越厉害，所以，街上极少有自行车。50年代前期，街上也基本上没有汽车。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运人靠黄包车，运货靠平板车。

那时，黄包车（即骆驼祥子拉的人力车，北京人称洋车）是街上最多的车子，乘黄包车出门，就如同现在出门打的。我家门口附近就经常停着多辆黄包车，黄包车夫之间为争夺顾客时有争吵。他们与商户有时也吵架，当时在我家门面上开湖笔店的程文祥先生有时就与他们吵架。这位程先生脾气有点怪，早晨开门未有生意之前，他往往不理睬向他打听问讯的路人，甚至乱指一气。也容易为一点小事与黄包车夫吵起来。当黄包车夫向他说，现在解放了，我们是工人阶级（在黄包车夫眼里，开店的是资产阶级）。程先生会讥笑他们：工人阶级？两角钱，拉我去阊门！我们小孩子会在背后偷偷议论程先生反动。

如果装运大件物件，如机器等，就用“大榻车”，十几个人一起拉。一人驾辕，其余人分两列，每列各拉一根很粗的长绳。拉时大家一起唱号子，不是喊，是真正的唱，其曲调与《大路歌》旋律极为相似，我以为《大路歌》即以此为基调。由于不是天天路过，所以，每当这种“大榻车”路过，孩子们必到路边观看，听工人们唱号子。

1952年，苏州开始有了公共汽车，全市一共三路。当时，我家门口西五六米处就要成为3路汽车（拙政园——石路）的一个站点。当时，大概是因为第一次设立公交车站，怕原来的路基不足够好，就来了一个施工队，十几个人。他们把原来的路面挖开五六米长，挖深，放进一些大石头，再把地基夯实，最后铺上原来的弹石路面，干了不少日子。我和邻居的小孩都第一次见打夯的，觉得很新鲜，印象很深刻。他们打的夯是一根粗大的方木头，比大人的肩略矮，底下包铁板，上部有一个把手，下部有四根绳子，一人扶夯，四人拉夯。由于打了许多天夯，他们的夯歌的曲调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扶夯者领唱（下面的简谱音符中，红字表示高音，绿字表示低音），比如：拎起来啊（3331），众应：嗨­——吭（2-31），领：拔起来啊（6331），众：嗨­——吭（2-31），领：招式照样（几乎是在说喊），众：嗨­——吭（2-31），底下，领着往往看见什么就说什么，但音长总占四拍，众人总是响应：嗨­——吭（2-31）。在打了若干次之后，领着一声带有一点抖音的“哟——”（5——，），众人就唱起“副歌”：唷吭唷佐喽吭唷，唷——，唷吭唷吭，一夯又一夯呕（65165323，5——，653653，353212——）。唱副歌时，全体情绪高亢，掀起一个高潮。接着，又恢复到开始的领唱“拎起来啊”。我们都学着唱，自己做游戏也唱着打夯，所以，这个曲调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慢慢的，黄包车越来越少，据说那东西人拉人是“不平等”的，不过有了三轮车。1958年，黄包车彻底消失了，当时就听宣传说，最后的黄包车进了博物馆。但是公共汽车越来越多，由于公共汽车价格便宜，坐三轮车的人不多，人们大都乘公共汽车。大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三轮车也没有了。

门口的马路与苏州的大多数街道一样，在60年代中期被改成沥青路面。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上学了。回家的时候，就觉得街上都是人，仿佛是变戏法变出来似的。

现在，那段街道上车水马龙，过去的房子、人行道、马路、树等等都变掉了，它们与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只是那个曾经的空间永远存在于我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