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千里马与调皮驴——2.光学系资料室的老太太——3带着孩子来上学——4.邓老师给我壮胆——5.硕士和博士

1.千里马与调皮驴

1978年，山东大学招收的研究生大概80来人，从今天的规模（2010年招收4300名研究生）来看，简直小得可怜。但是，在当时安置这80来人也费了一点劲。

据说，为了招收研究生专门盖了一幢五层楼，每间房间都比较小，只有十四、五平米。每间房子住两个人，差不多三年的研究生都能够住下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大学毕业生下放或分配在工厂、农村，做着与自己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在大学生很少的情况下，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些人就要重新从事专业工作，称为“归队”。1978年山东大学就找了许多“归队”的人。既然归队了，就要有住的地方。当时，每盖一栋房子是需要教育部批准的，77级的本专科生才招来，房子都不够，78级马上又要来，给学生盖宿舍更是当务之急，而当年的基建队伍决不能跟现在相比。于是归队的教师就住上了“研究生楼”，一家给一间，最多两间。当研究生们报到的时候，五层（实际上只有四层半多点，因为顶层比下面四层小）的楼房只剩下了顶层。于是，研究生们只能六个人挤在只有十四、五平米的小房间里，占顶层的一半。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岁的人睡在摇摇晃晃、咣咣直响的铁皮上下两层床上，很不习惯。

刚刚在不满的情绪下安顿下来，几个人来到研究生的房子，推门就进。正在宿舍的研究生也不知他们是何方神圣，把他们推了出去。他们是学校管房子的，要检查宿舍是否还有空位，要合并几个宿舍。研究生们已经挤得不耐烦，听说还要腾房子，不免罗皂起来。双方起了冲突。宿舍走廊本来就小，研究生们都走到走廊，一片喧哗。那几个学校的工作人员不免害怕，有人就去汇报。有关方面负责人也来了，可是，谁也不认识谁，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于是，就吵吵嚷嚷、推推搡搡起来。还是学校方面有办法，请来各系的领导，最后，请来了情绪最为激动的研究生的导师。真是一物降一物，导师一到，研究生不闹。事情收场。

过了一些时候，北京几个高校的研究生，为了房子的问题，闹得个不亦乐乎。跟他们相比，山东大学的事情小得简直不值一提。据说，有人叹曰，本来想招来千里马，结果是一些调皮驴。其实，即使是最老实的驴，不好好对待它，也有驴脾气的。

2. 光学系资料室的老太太

研究生是生，但是又不是一般的学生。刚恢复研究生制度，怎么对待研究生，好些时候还是问题。比如，系资料室，领导说了，研究生是可以在那里学习的。于是，我们也就进资料室去看书。光学系管资料室的是一位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过去是系总支的组织干事，厉害的很。陈继述先生是当时系里仅有的两位教授之一（另一位是系主任邓从豪先生），可是从当“右派”开始，一直被那位老太太（当组织干事时还不老）训斥。陈先生整天在资料室看书查资料，中午下班吃饭，由于下午马上就来，继续看（或者下午下班，第二天早晨接着来），陈先生这堆资料就放在桌子上不动，这就会受老太太的训。陈先生从不争辩，大概不屑与她争辩吧。也就是这位，她不让我们研究生碰书架上的书和杂志架上的杂志。她说，让你们来学习，并不是让你们来看这里的书和杂志。我的一位同学就完全不管她，想看就看，想拿就拿，反正你不能拉我出去。同学拿着书看，老太太站在边上，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让步。后来，制度下来了，我们能够看书、借杂志。

3. 带着孩子来上学

同宿舍的杨守仁本科毕业于北师大，两个男孩，大的上小学了，小的上幼儿园，他太太是他的同学，当时正在山东大学进修，于是只好带着孩子来上学。山东大学帮他们解决了孩子的上学和入园问题，夫妇二人一人带一个。一人在老校、一人在新校。

带着孩子吃食堂，还在不同的地方，还得给老人寄钱，经济紧张一点是必然的。缺钱，这是当时研究生们的共性。杨守仁早晨给儿子吃鸡蛋，自己吃咸菜。他说，小时候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孩子多，有一点好吃的母亲就给父亲吃，孩子们只有看的份。如今自己有了孩子，我们是看孩子吃，还是看。是啊，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个命。

杨守仁读书用功，又是一表人才。一天，他拿着书包去自习，临走时对我说：“有人找我不要告诉我在哪里。”我问原因，他说一个外面来的女的，硬要向他“请教”俄语，他告诉她他是学物理的，可是那个女的说，她知道他会俄语。为了避免麻烦，杨守仁选择了躲开。后来，那个女的真的来宿舍找杨守仁，神经兮兮的，我们告诉他杨守仁出去了，不知去哪儿。这样的事当时不少，社会上不少人不知道研究生是做什么的，以为都是不知道怎样好的宝贝呐。

4. 邓老师给我壮胆

完成了毕业论文，就要论文答辩了。由于这是文化革命后第一次搞论文答辩，是很慎重的。从外校请来当答辩委员的老师有北师大的刘若庄先生、当时还在吉林大学的江元生先生以及山东师范大学（当时称山东师范学院）的宁世光先生。刘若庄先生是解放初最早跟唐敖庆先生做助教的，江元生先生则是唐老师最早的研究生，他们都是量子化学的大家，后来都做了中科院院士。宁世光先生则以最早翻译赖文的《量子化学》一书而闻名。

由于前面没有先例，答辩之前总是有些紧张，特别是对刘、江二位先生的出席。他们会提出什么问题？会不会下不来台？

看到我有些紧张，邓从豪老师对我说：对于我们的课题，只有我们两个人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最深刻，别人不是研究这个课题的，他们提出的问题难不倒你。这样一说，我的胆子大了许多。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对于某一个特定的题目，师生二人研究了那么长时间，外人很难提出完全否定性的问题，除非老师不大负责或者水平不高，学生也稀里糊涂。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当我的学生在答辩前有点紧张时，我也用这样的话给学生壮胆。

5. 硕士和博士

1978年，全国共录取研究生10708人，毕业多少人，我没有查，估计绝大多数都毕业了。招收时，只说是研究生，并没有什么硕士、博士的说法，没有后来的所谓攻读某某学位研究生的说法。毕业之时，才有了可以授予硕士学位的单位，因而，一部分人在毕业时，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我是这部分人中间的一个。另外一些人，还要到别的单位去申请。在毕业之后的1982年，才在全国这么多毕业研究生中，选出了18名毕业生，授予他们博士学位，山东大学也有一位。他们是后来选出来的，这就是新中国首批博士的来历。这些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是很好的，但是，很好的肯定不止这18人。事情在草创之初，总跟后来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