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化学研究生班和进修班是一个难忘的集体。五湖四海来的这么多知识分子凑到一起，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起努力学习了那么长时间，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了。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岁月，让知识分子屈辱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每一个人都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岁月补回来”，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读书学习就特别用功。

由于课程很多，上午的时间几乎都在上课，下午也有不少课程。每天只有晚饭以后的一两个小时是空余的，为了保持健康，很多人都利用这段时间散步。解放路上，从吉林大学到地质宫这一段，能见到进修班的老师三三两两地散步。天黑以后，大家又用功学习，许多人是每天自习到12点多钟的，而那些特别用功人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了。我们都住在吉林大学八舍，每个房间6-8人，上下床，大概与学生差不多。我住的房间边上是进修班的自习室，每天晚上总有人用功到一两点钟，须知，他们只是来进修的，并不需要像我们研究生那样参加严格的闭卷考试（当然，也有少数当时年龄相对较小的学员参加了我们的考试，例如上海药物所的以后做了中科院院士的陈凯先，山东大学的刘成卜等，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清华大学的吴国是先生大概是最用功是人之一，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研究生，学习的基础最好，也最用功。所以，在进修班结业以后不久，他就与清华的廖沐真、上海硅酸盐所的刘洪霖开发了我国的第一个量子化学从头计算程序。

在研究生班、进修班举办期间，吉大方面还邀请了许多国外的学者作报告。当时国门初开，境内外学术交流远远不像今天这样多，能够听到国外高水平的学者的报告不容易。印象深刻的一个是请当时国际量子化学界的泰斗Lowdin讲学，Lowdin是瑞典学者，他每年主持两个量子化学讨论班，夏季的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冬季的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国际量子化学杂志就设在乌普萨拉大学。他一上来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Ψ，就像一棵树，然后在树上画果子，一个个的历数量子化学的成就。像这样生动的讲课，在当时的中国是见不到的。讲学时间最长的是波士顿大学的华人学者潘毓刚，他讲了三个星期。在最后的一次讲课时，他解释说自己为什么学量子化学而不学热力学：因为热力学公式太多，量子化学只有一个公式，他已经牢记在心。说着，就是解开了衬衫，露出汗衫上印制的薛定谔方程，引起哄堂大笑，接着又转过身，脱下衬衫，露出自己钉在汗衫背面的定态薛定谔方程，可是由于没有钉结实，字母耷拉下来了，全教室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在研究生班的生活是艰苦的，当时我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物资非常贫乏。虽说吉林的生活（主要是说吃的，民以食为天）在东三省算是最好的，可是与关内特别是南方相比，东北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每人每月半斤油、一斤肉，食堂经常是没有多少油水的白菜和土豆。再加上那时候，差不多的人，都是五十几元一月的工资，家里又有老又有小，还是两地甚至三地生活，真是一分钱想掰成两瓣化。到了晚上睡觉前以及吃两顿饭的星期天，肚子总是感到饿。印象中吉林大学附近也没有商店，街上能买到的只有冰棍。到了晚上，即使是冰天雪地之中，那卖冰棍的也总在，边上摇曳着电石灯。还是进修班里的老大哥中有能人，找到了吉林省的有关领导，给进修班每人每月一斤鸡蛋，我们研究生班也受到了老大哥的照顾。这样一来，平均每三个晚上就能够吃上一个煮鸡蛋。还有人联系到能购买货真价实的人参蜂皇浆之类的补品，不过，很快发现，那东西是刺激食欲的，吃了之后肚子更饿。

虽然食物贫乏些，不过精神生活倒丰富，经常能看上电影。那时候，刚刚开始放开，老的、新的、国外的电影放开了好些，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电影看。吉林大学的“鸣放宫”（即吉大礼堂）从早到晚，一场接一场，路上进场的、散场的，络绎不绝。这是我一生中看电影密度最大的时期。每个星期一次的电影对于我们这些成天钻在书本里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当时吉大的一个宣传文章说，孙家锺老师成天看书做研究，给孙老师的电影票都随手放抽屉里，后来抽屉里那么厚一摞废电影票。虽然后来孙老师说没有这回事，可是孙老师的用功却是人所共知的。

吉林大学，特别是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理化所的工作人员，书记刘凯、副所长丁德增、办公室主任申玉林等，对办好这两个班，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根据安排，我们山东大学的三个研究生是后来才到的研究生班。我们都是第一次去长春，火车到长春，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冰天雪地。申玉林主任带人来车站接我们，直到安排好我们的床位才离开。这么多人，这样长时间的班，杂事是非常多的，可是，他们几乎做好了每一件事情。他们的工作，对比现在那些钻在钱眼里的所谓会议和学习班，一个在天之上，一个在地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