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浪费是什么？我看是让一千多万高中生做一年复习题。就让这一千多万年轻人去做一年小工也能创造个几千亿元的价值，如果让他们学习一点新东西，将来潜在的价值至少几倍于此，而做一年复习题，价值为零。如果算上其负面作用（例如造成他们此后以至一生的厌烦读书），其价值将是负多少万亿。这一进一出，算算浪费有多大！

学生之所以要花费一年来做那些无聊的复习题，是被现在的高考试题逼迫的。如果不这样做，高考就得不了高分。首先，高考有一个大纲。为什么高考非得要一个大纲？据说是好复习，有一个范围。于是就产生了一大批专家，专门猜题、出题，点评，模拟，….于是就有了高三生的复习….于是就有了择校…于是就有了可以与高考相比的中考…于是就有了浪费可比高三生复习的初三生复习…于是就一定要上重点小学…于是必须上最好的幼儿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其源盖出于高考大纲。

高考既然是选拔考试，就没有学生应当考多少分、多少人及格等问题，只是一个把考生分等级的问题。如果考试的题目、类型、做题方法等能够轻易的被人猜着，或者猜个大概，那就不能够准确地或基本准确地将考生分类。现在的考试，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学生所在学校教师的猜题能力，学生曾经做题的多少以及熟练程度。所以，要想准确的将考生分类，即不是考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那就应当让人不可能猜到或近似猜到试题，也就是说，出题必须出其不意。既然要出其不意，就不是什么“题库”能解决问题的，放在仓库里的陈谷子烂芝麻不会有多少新意。既然要出其不意，决不能搞什么考试大纲，把考试范围限制得小小的，规定得死死的，连有几道什么分支的题、什么题型都规定了。范围越小，猜中题的可能越大，剩下的只是是否熟练的问题。如果说一定要有个什么大纲，那么这大纲就应当等同于中小学教学大纲。

没有了高考大纲，试题内容广了，是不是就猜不着题了？当然不是。要出得出其不意的好题，非得出题者是高水平的学者不可。当初陈寅恪先生给清华大学国文科出了一道试题，要求对“孙行者”的对子，至今被广泛称为“怪题”。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于学习中文的人，试题为一个小对子，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何来“怪题”之说？关于这道试题，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说法多不准确，倒还应当多说几句（下面的一段话是抄来的）。

当初清华大学国文系代主任刘文典（字雅叔）请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国文系出试题，陈寅恪说：「對子之題為〈孫行者〉，因蘇東坡詩有『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韓盧』為犬名，……『行』與『退』皆步履進退之動詞，『者』與『之』俱為虛字。東坡此聯可稱極中國對仗之能事。」「寅恪所以以『孫行者』為對子之題者，实欲應試者以『胡適之』對『孫行者』。蓋猢猻乃猿猴，而『行者』與『適之』意義音韻皆可相對。」陳寅恪解釋為何搬「對子」出來，理由有四：一、對子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分別虛实字及其應用。二、對子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分別平仄聲。三、對子可以測驗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四、對子可以測驗思想條理。

这题目，有如此丰富的含义，看上去又并不难，实在是妙题。这样的妙题，可今天被广泛称为“怪题”，这可见现在人们对于高考思想的僵化，到了何等的地步！真是如果大多数人都退化成只有一个鼻孔，有两个鼻孔的人就成了怪物。

这样的妙题，由陈寅恪这样的大师拟出来，一点都不奇怪。可是，今天参与高考命题的有几个是高水平的学者呢？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在大学参与一切有可能与招生有关事宜的，几乎没有高水平学者。因为目前在大学，从事基础课教育的，也几乎没有高水平学者。大学的领导，只是嘴上说重视基础课，实际上考虑的只是各种奖励和项目特别是经费，这影响到学校的排名，自己的政绩。今天专门从事基础课教育的，基本上是一些没有思想，做不了科研，最多是有一张较为溜滑的嘴皮子，一句话，拿着许多年不变的大学“课本”的教书匠。真正有点学问的不能说一个没有，凤毛麟角而已，大家只需要看看我们有多少能跟上时代的好的基础课教科书就知道了。(我决不是说基础课不重要，正好相反，基础课太重要了，比所有的专业课都重要。现在的情况是校方不重视基础课，才有今天这样的糟糕局面。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最好的教师去教基础课，又做研究、又教基础课。)现在大学里参与涉及高考事务的大多是这类人。更重要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考试中心我看也多似为这类脑袋所掌握，这类脑袋要么是鲁迅所说的“阴沉木”的，要么是浆糊的。我们的教育部一方面高喊反对应试教育，一方面又办杂志指导学习“考试技术”，真是有趣得很。

考试没有了大纲，从小学到高三的语文，从初中的平面几何开始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政治、历史、地理，还有体、音、美，甚至小学自然，总之，在中小学里学习的一切一切，一塌刮子都进入高考的内容。这让人怎么复习？没法复习最好，唯一老老实实的办法就是扎扎实实地组织好从小学到高三的十二年课程学习。

“这样做将扼杀偏科的天才”！从小学到高三的十二年课程学习是对几乎所有学生的教育，高考就是针对这绝大多数学生的。对于极个别偏科的天才完全可以像对待体育运动员那样通过高等学校自主掌握的那百分之几来解决。

高考不要大纲，能不能做到？难上加难。

最先反对的恐怕是几万个中学校长和上百万个中学教师：这书还怎么教？现在他们就是反对所谓难题、怪题、偏题的主力军。

然后是数千万个学生：怎么复习呀！他们的成亿位家长更是要找主张这样做的人玩命。

但是，以上反对者主要还在于观念，在于思想。当然许多重点学校的校长与教师不仅是观念，还在于真金实银。

真正着急的和最有实力来反对此事的是涉及出版事务的各色人等。没有了所有的考试大纲，他们的好日子还会有吗？教育部的考试中心还下设“教材出版处”呢！看看《儒林外史》，那里的书店就“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现代专门研究考试的专家比马二先生可发财多了。

因此，如今哪一位主事者真想实现我的主张，恐怕等待他的不是身败就是名裂。没有一个人能够是如此巨大的利益集团的对手。

写到这里，偶然看到我的一位刚刚上大学的中学小校友在网上写的一段话，他说： 

 “苏中（苏州中学——引者注）给我们的最好的，就是把其他学校梦魇一般的高中三年变成我们今生最值得回味的三年。我同专业的同学里，有很多都是各省前100、前50名的考生，但他们的成绩是三年一周6天半，一天15个小时苦学换来的。”看来过了半个世纪，我的母校竟还仍然在“放羊”，这在中国可能是少之又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