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杨承宗先生

今年，是杨承宗先生诞生110周年，5月27日，也是他老人家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去年9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没有勋章的功臣杨承宗传》。这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中的一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工程院院长周济分别为丛书作了序言。

杨承宗先生1911年9月生于江苏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杨承宗来到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这个很小的研究所，由师从玛丽•居里夫人的郑大章博士主持，杨承宗为其助手。不久，日寇入侵，镭学研究所搬迁上海法租界，郑大章、杨承宗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研究工作。后来，郑大章先生回苏州养病 最后在贫病交加中不幸逝世，而杨承宗先生在“孤岛”坚守研究所，继续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寇占领，研究所被汪伪政府“接管”，杨先生拒接拉拢，毅然辞职，舍弃了他亲手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回到苏州过清苦的生活。

1947年，在严济慈先生和钱三强先生的推荐下，杨承宗先生去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学习和工作，师从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1951年获博士学位。

1951年杨先生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中心55.5万法郎年薪的续聘，接受了中国科学院每月1000斤小米的低工资，回到祖国。回国前，他为国家购买科学仪器，把自己的积蓄也都拿了出来，搭了进去。

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杨先生的爱国举动，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把由玛丽•居里夫人亲自制作的碳酸钡镭标准源赠送给杨先生，使中国有了宝贵的放射化学标准源。回国前，约里奥-居里先生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约里奥-居里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回国后，杨承宗向国家报告了此事，并严守了三十多年的秘密。

在1950年代，杨先生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课，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放射化学人才，被公认为新中国放射化学学科的奠基者。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杨先生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主任。

1961年，杨先生任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铀矿选冶研究所（即五所）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当年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其实与机械工业没有什么关系，就是造核弹、发展核事业的（1982年改称核工业部）。在杨先生的带领下，五所为中国的原子弹选冶出了它的化学原料——精度足够高的铀。当年的二机部部长刘杰这样评价杨承宗：“杨承宗先生传约里奥居里忠言，为培养放射化学奠基，为发展核弹原料胜利攻关，并为核事业培养了众多英才骨干，功德无量！”

当然，这些在当时都是严格保密的。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我才是中科大近代化学系的一年级学生。杨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1964年中科大把化学方面的四个系合并为近代化学系，杨先生任系主任）。

当时，杨先生的主要工作还是在五所，工作非常繁忙，每个星期有两天来用车把他送到学校。我们只是看有小轿车停在那里，才知道是杨先生来了。当时小轿车是非常罕见的，只有“高干”才有资格坐。所以，在我这样的一年级学生心目中，杨先生是高到不可接近的。

杨先生给我们介绍放射化学专业，看到他笑呵呵的样子，一口苏州普通话，更显得平易近人。他说，我们这个放射化学专业的课程要少而精是困难的，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使我没有能够接受放射化学的专业教育，也没有听过杨先生给我们上课。因为到了1966年6月2日，也就是我的二年级课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北京所有大学的课堂都被画上了休止符。那时候，我们的基础课还没有完成，来不及接触到任何专业课程。

过了两年，把党内的干部们斗得差不多之后，学校和研究机构都由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管理。两个宣传队要把那里阶级的队伍做一番彻底的清理。我们学生所能做的只是读报和政治学习，以及参加各种劳动以接受再教育。这时候，一直在五所为国家的核事业而努力工作的杨先生也被退回到其“人事关系所在”的中科大，宣传队让杨先生到我们班，与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四十年后的2008年，杨先生说起这段历史，说他与我们班是“患难之交”，因而“不能忘”。

1969年，我们一起在房山县的铁道兵工地上，参加梁各庄车站的建设。那是（北）京原（平）铁路上的一个车站，需要把山头削下，填平山谷，造出一块平地，建成一个车站。工具则是钢扦、铁锤、风钻、翻斗车、炸药等。

年近六旬的杨先生与我们一起住在铁道兵的帐篷里，一样白班翻夜班地开山搬石头。我身体比较弱，蒙同学们照顾，常常让我与杨先生一起给翻斗车“扳道岔”。

我们没有能够听到杨先生对我们的专业教诲，但是却能够与杨先生以及他在50年代培养的高足李虎侯、吕维纯等先生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全方位的近距离接触，真是造化弄人。

1969年底，中科大被令离京。杨先生也与我们一起，坐船来到当时不通火车的安庆。一个当年最好的大学，中科大，被安置在安庆市郊马山上市委党校的一个三层破旧楼房内。寒冬腊月，杨先生与学生一样，住在一个中学的铺着稻草的地铺上。由于无法安置，学校部分领导坚持要回北京汇报，这就出了问题。于是，科大被“大卸八块”，一个系分到一个市，一个专业分到一个大的工厂或矿山，让学校师生融进工人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相互揭发批判，而且“谁不办就办谁”。

杨先生随我们班到了马鞍山的南山铁矿，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劳动、开会，睡地铺。处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先生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很达观，与我们聊天、谈心。在他那里，看不到愁眉苦脸，听不到唉声叹气。他的浩然正气，时穷益见。

一天晚上，同学们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坐在地铺上，我问杨先生：我们学生反正要毕业的，跟学校走到那里都一样，你为什么也跟我们一起走？先生收起笑容，戚然说：学校现在正有困难，我应当跟学校在一起。

1970年7月，我们盼来了毕业分配。但是，在安徽的“运动”，使同学们人人都恨不得立刻一走了之。杨先生坚决主张拍一张毕业合影。他劝导我们，不要为一时的不快而造成终生的遗憾，一定要拍个全班集体照，留作永远的纪念。他甚至说，如果经济有困难，他愿意资助。于是才有了我们的毕业合影。在合影时，唯一的长者杨先生坚持不坐前排中央，而是和同学一样按身高排列。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想想杨先生对我们的教诲，更有深切的体会。在当年这样的特殊境况里，杨先生同样显示了教育家的伟大风范。

我们毕业了，分配到工厂、农村、边疆，从事各种工作，就是没有接近放射化学的。杨先生继续关心我们，并希望我们继续学习以能够从事专业工作。

1972年，他审慎地向有关老师了解了我的情况并查找了学习成绩后，向系革委会推荐我“回炉”，但是没有成功。他写信安慰我：“世上绝对公平的事很难做到。我们努力做到公平合理，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八九’的数字已大大减少，终究不会减到零。……，请你不要伤心，不要为此烦恼。以后工作、生活上的挫折还多着”。杨先生的这个教导，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够以乐观的心情去对待，在任何情况下，正确看待形势。

1973年，杨先生来信问我并让我询问我的同学是否有人愿意到一个放射化学的企业去工作，如果愿意，他想向企业推荐。我立刻询问了几位同学，他们表示愿意去。但是，这件事情也没有成功。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是全国学科内威望最高的学者，说话也是不管用的。

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在到山东大学进行了研究生复试以后，去合肥看望杨先生。杨先生看见我非常高兴，夸奖我这苏州人这么多年竟然能够在内蒙古的沙漠草原上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我向他说明由于他要求的考试科目我在学校都没有学过，所以无法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又哈哈大笑，说我亏得没有报，他要录取的同学比我高两个年级，学过的东西比我多。他说我学习量子化学也很好，认为根据我的情况，被山东大学录取应当没有问题。当时的形势使大家都心情大好。

1978年，杨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79年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先生参与领导了中国科大在安徽的“二次创业”，为科大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贡献。

在安徽，他怀着仁爱之心，不顾年老体病，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开创了新中国多种力量联合办学的模式，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杨先生对于科学和教育事业、对核工业、对国家的发展，多有真知灼见，很多看法都很超前而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

杨先生一生为国家为人类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还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但他不计较自己的名利，对于名利，他常说：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就不用管了。

杨先生是乐观的，也是长寿的。在他百岁诞辰之时，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写了亲笔信表示祝贺。

2020年，在逝世九年之后，杨先生被授予“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

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杨先生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君子，他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光荣。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