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文化和艺术修养（2）音乐与琴（下）

人们提倡练习弹琴，当然不光是为了谈情说爱。过去的人大多是相信孔夫子的，孔子教人弹琴，是为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从乐曲之中应当能够悟出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大事。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所以他“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刘向在《说苑·修文》中说子路在鼓瑟（瑟也是琴一类的丝弦乐器），被孔子听出来有“北鄙之声”。孔子说：“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昔舜造南风之声，其兴也勃焉……纣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他警告子路，学这样的曲子就难保“七尺之身”，吓得子路“不食七日”而瘦得皮包骨头。

儒家一直把“弦歌”作为教化百姓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如孔子的学生言偃所说，弦歌而治，可以使得治理者“爱人”而老百姓则“易使”。正因为如此，孔子一行被人围困在“陈蔡之间”，没有饭吃，大家都饿得昏头昏脑的时候，孔子仍然“弦歌之声不绝”，表达了他誓死也要宣传“克己复礼”主张的坚定决心。

为什么古人认为音乐能够对国家的政治起这么大的影响呢？根据古人的哲学，这是因为音乐与治理国家有共同的要求，这就是和谐。

和与谐本来都是指声音的相呼应。

《说文解字》解释说：“和，相应也”。《易·中孚》中有这样的句子：“鹤鸣在阴，其子和之”，那是鸟类的声音相应。《论语》说孔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那就是唱歌相和了。楚国宋玉所说的《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各有几千人和几十人“属而相和”也是如此。

谐，就是和。《书舜典》:“八音可谐，无相夺伦”。

声音相和，必定不是同一个声音，即声音的频率不同。不同还能够相应，这才是相和。声学上，把某一频率的声音与该频率的2倍、或三倍等声音，称为谐音。虽然现在我们在音乐演奏和音乐教育中使用的和弦、和声技巧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不同声音相和、相谐的概念，却是中国古来就有的。

在治理国家的理念和政策上，理智的政治家也是主张“和”的。即使在古代的“中国”即黄河流域附近的面积，对于交通不发达的古人，也是一块相当大的土地。从北方的“胡”到南方的“越”，东方的“夷”到西方的“羌”，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人们的习性，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要说做这么大面积土地上的统治者“天子”，就是一个局部的统治者“诸侯”，也是要处理许许多多不同人们之间的事务。要硬使人们相同是不可能的，处理得好，就要使这么多不同的人相和，即所谓“和而不同”。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和是儒家学说的最重要的核心。紫禁城中最重要的三大殿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从国家最重要的建筑物名称上，也可以看出“和”在治理国家理念上的重要性。

人们又要说，音乐、弹琴要求的是声音的相和，治理国家要的是不同人们之间的相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相和挨得上吗？

从我们今天从小就在西方式学校学习到逻辑思维的人看来，声音的相和与治理国家的和谐确实没有什么逻辑关系，但是，我们的古人却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中国古人的思想和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比附。既然声音相和是“不同而和”，治理国家也是“不同而和”，它们就是可以比附的。逻辑弱而比附多，这是中国古人思想的一个特点。

在我们的古人看来，不但治国与音乐相和有联系，做饭做菜即烹调也与它们有联系。烹调有五味，甜酸苦辣咸，也要相和才能够好吃。能够做到五味调和的是好厨师，同样，把这些本来运用来治国的也是治国的高手。过去，把宰相的功能称为调和鼎鼐，做得好的宰相便有调鼎之功。

中医养生也要讲究五行调和。五脏配五行，要调和。经络配阴阳，阴阳经络也要调和。调和了，身体就健康，失调了，就要生病。养生的过程，就是要保持调和的状态，治疗的过程，就是把失调的阴阳五行调整过来，变成调和。古人也常常以养生来比喻治国。虽然有些具体做法今天看来很可笑，但是这就是古人的哲学、古人的智慧。

我们的家庭，特别是夫妇，古人把它配阴阳，要调和。我不知道在《诗经·关雎》产生的据说是西周年代是不是已经有了阴阳的概念（或许没有），但是，人们已经把音乐的调和与夫妇的调和联系起来了。在《诗经》的第一篇里就把夫妇关系与琴瑟音乐联系了起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以后，琴瑟差不多就成了夫妻的代名词。夫妻关系好，称琴瑟调和。夫妻翻脸了，称琴瑟不和。死了太太，谓之断弦。再娶一个，称为续弦。

正是古人的这种比附，把乐和礼联系在一起，把音乐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的著作中，很多地方都表现出古人好比附而缺乏逻辑推理的思维习惯。正是他们的这种缺乏逻辑思维的习惯，使我们的古人难以发展出科学理论，但是，也正是他们的好比附的思维习惯，创造出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的绚丽多彩的古代诗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另外作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虽然我们的古人缺乏逻辑思维的理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实际上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是在逐步提高，把音乐与治国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还是在逐步淡薄。而且历史的实际情况也一直在不断的“礼崩乐坏”。礼与治国的关系都单薄了，更何况乐呢！因此，后世的人们很少像孔子那样把音乐与治国联系得那样紧密。从汉唐到宋元明清，人们心目中音乐与治国的联系越来越弱。

这样，音乐和琴逐渐成为人们单纯娱乐的工具。琴逐渐与棋类、写字、画画一样，成了人们文化和艺术修养的一部分，成了琴棋书画之首，而不是完全从属于礼制和政治的工具。一部分人则把从事音乐、把弹琴当作他们谋生的手段，成了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当然，故意或无知地把音乐与治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总是有的。当李谷一开始把歌曲唱得软绵的时候，还是有人斥之为会亡党亡国的靡靡之音。不过，这毕竟只是大江东去的大潮流之中的几处小小的逆流漩涡。

琴棋书画本来只应当是人们提高文化和艺术修养、丰富文化生活的工具。对于人们来说，弹琴、下棋、写字、作画都应当是很愉快的事情。可是，有些成年人主要是小孩的家长，却把它们作为小孩子考试、升学得到便利的敲门砖，逼着许多孩子苦苦地练习这些本来应当是他们愉快的技能，弄得他们苦不堪言。这就把好事情弄到了它的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