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说历法

1月5日交小寒节气，一位好友在朋友圈照例转了一篇关于小寒的文章，而且特意在前面说道：“今日小寒，是今年倒数第二个节气了”。因为是好友，不怕他生气，于是就故意套他，说：这是新年以来的第一个节气，怎么成了倒数第二个节气了？他果然回答道，这是农历啊，农历的倒数第二个节气。我就让他仔细看一看日历，到底对不对。

显然，这一次他错了，按照农历，这是今年的倒数第三个节气，过了小寒，还有两个节气，大寒和立春。立春是2月4日，农历的除夕，仍然在“今年”。

我们总是被教导说，一年24节气，那是指阳历的一年之中必定有这24个节气。对于农历，所谓一年有24个节气，应当是许多年平均的结果。而具体到某一年，绝大多数年份都不是24个节气，而是23个节气或25个节气。

在过去的19年（即主体相当于2000～2018年的农历年）中间，有23个节气的8年，25个节气的7年，而24节气的只有4年。再往前推19年（即1981～1999年），仍然是23个节气的8年，25个节气的7年，24节气的也只有4年。如果再往前推19年（即1962～1980年），有点变化也不大，23个节气的7年，25个节气的7年，24节气的也只有5年。总之，某一农历年有24个节气的概率也就是4/19～5/19的模样。而在从如今往过去推的57年之中，如上面所说，某一农历年有24个节气的可能性只有不到二成三。

我们从那首从“春雨惊春清谷天”到“小寒大寒又一年”的节气歌中，更习惯于有每年的节气从立春开始，到大寒结束的印象。而实际上，真正从立春开始到大寒结束的年份，在过去的每19年中，只有区区2年。在过去的57年中，只有6年。只有几乎十分之一的概率。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上述每年有24个节气的农历年份中，还有一半是从雨水开始以立春结束的。

我想，如果不是认真想一想，就这么突兀地一说，说农历一年有24节气的可能性只有二成三，而从立春开始到大寒结束的年份，只有不到一成一，一定会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其实这里的原因很简单，节气本来就是一个阳历的概念，一年24节气是对阳历而言的，而农历年则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套套”，它的所谓“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对应性，只是在很多年平均基础上的正确结果，并不对某一个具体的年份准确。

众所周知，如今的阳历即“公历”，一年是365天，每4年加一天（2月29日闰日），又每400年少三天，即去掉不能被400整除的世纪年（如1900年）的闰日，平均每年是365.2425天，这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365.2422天就非常接近了。定下来了这个历法，就可以多少年都不必变化了，大家都可以放心过日子。

我们的农历则不然，农历的每一年的长度是不同的，一年最少的353天，最多则达385天，最大相差可达32天之多。为了使得多年的平均值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不致相差太大，每年的日历都不相同，包括是否有闰月、是润几月、每个月的大小（是29天还是30天）等等，搞得很复杂。非专业人士很难弄得一清二楚，需要国家（过去是皇家）专门发布，称为“授民时”。在帝制年代，这是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别人绝不可以“僭越”的。

与阳历相比，农历的好处是照顾到月亮与地球的相对位置。这样，在过去信息交流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月相（即晚上看到的月亮的形状）来大致估计出那天的日期。当然，对于沿海的居民，还可以据农历预知潮水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过去的社会里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农历表现了我国古代人们的智慧，即既照顾到一年的四季气候变化（有24节气为骨架的阳历系统），以利于农牧各业的生产，又照顾到月相的变化。

但是，到了近代以至现代社会，人们需要较为精确的日期和时间观念。农历的缺点就显露出来了。虽然现在我们使用的是阳历，各产业一般的时间安排主要都按照阳历来执行，但是，穿插其中的传统节日特别是年节却是按农历安排的，这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很大的混乱。

拿学校的情况来说，人们按照农历的年节放假，就使得每年的学期长短都不同，这给教学内容的安排造成了困难。对于工业生产的安排和服务业所造成的问题，毫无疑问比学校严重得多。为了应付每年的日期变化，需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

这样，在古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可以有良好应用的历法，到了近现代就不适应了。人们再也不需要靠月相来判断日期。对那些需要与月亮有关的部门和行业也可以有其他的更精确的信息来源，而不是靠历法来作估计。昔日的长处不需要了，短处却日益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不便。

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比较好。他们原来也是采用与中国传统历法相似的阴阳历，明治维新后采用了西方的阳历（只有在纪年的问题上仍然用日本传统的天皇年号纪年）。那些传统的节日、纪念日都往新的历法一搬了事。过年，过去是传统历法的正月初一，后来是西历1月1日。其余的传统节日，什么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等，就直接往西历的3月3日、5月5日、7月7日、9月9日上面一移即可。原来与阳历（节气）有关的就可以不动了。他们的行动雷厉风行，效果显而易见，至今实行一百多年了，社会生活方便了，与现代世界接轨了，民族传统也没有丢。

我们中国在这个问题就走了曲折的道路。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向全国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称“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可是，不久，1913年，袁世凯就宣布旧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实质上是过两个年，由于传统势力的顽强，民间还是以过旧历年为“过年”。

1928年，行政院内务部呈请《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还拟定了《普用国历办法八条》。国民政府允准后于7月2日发布543号训令，要求各地政府一律遵行。1930年6月26日，国民政府又在《推行国历办法》中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之所以三令五申，就是因为这些“法令”并没有认真执行，所谓“废历”仍然在大行其道。

国民党政府做事情从来就是软弱无力，旧势力一反对，他们也就不坚持了。日本人可以做好的事情，到了中国一件都办不成。

1949年以后，政府忙于战争、建设和阶级斗争巩固政权，对于历法的事情，除了宣布纪年改为“公元纪年”之外，一切如旧。反而把“废历”改称为“农历”，继续发扬光大。这个做法在当时毫不奇怪，因为当时中国的领导阶层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而且那时候基本上闭关锁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流极为有限。不发达的经济情况，也使得两个历法引起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与阶级斗争引起的结果相比较，小得几乎忽略不计。

现在，时间又过去了近70年，两个历法给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带来的不便和浪费日益显现。如何进一步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挖掘一切可能潜力的问题，也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怎样想办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在前面，又很好地保持了我们的民族传统，是一个需要用智慧去解决的问题。我相信，妥善解决历法的问题，是真正能够留名青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