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爷的变迁——兼说二月二

土地爷是谁？土地爷就是土地神，又称土地公公、土地老爷、土地老，简称土地。就是土地庙里面供着的那位白胡子老头。

若问旧时什么庙最多？毫无疑问是土地庙。清·顾禄《清嘉录》说：“大小官廨皆有其祠”，“村农亦家户壶浆以祝其神釐”。清·赵懿《名山县志》说：“土地，乡神也，村巷处处奉之”。实际上，过去每个村庄差不多都有土地庙。即使是山野小村，也往往有一个土地庙。《西游记》里无论到了怎样的荒山野林，孙行者都能够把当地的土地给拘出来，向他询问当地的“妖”情。

若问旧时什么庙最小？也往往是土地庙。乡村的土地庙，大一点的，还有一尊或两尊（土地爷和他的太太）神像，有的神像就放在地下，有的连像也没有，就一块木牌或小石碑写着某某土地之神位之类的字样。有的“庙舍”甚至只有两三尺高，在村头用砖或石头一垒，里面放一块牌位，就算一座庙了。

若问如今中国现有的各种庙宇（儒、佛、道等，甚至外来的宗教）中，哪一种庙宇出现得最早？还是土地庙。我国自古就以农业立国，最重要的事情是种庄稼，种庄稼就需要土地。这就需要祭祀土地神。

土地神、土地庙古称社。过去的史书上关于古代祭祀社的记载层出不穷，记不胜记，我们略抄几例，并非掉书袋，只是证明这种说法是有案可稽的，不是“无稽之谈”罢了（如今谈民俗，往往好创作一些“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本文引经据典，只是想说明这些事情即使是传说，也不是如今新撰出来的）。

   《史记·封禅书》说：“自从大禹开始就祭祀社，到了周代，后稷种‘稷’，又有了稷祠，郊祭和社祭的历史久远了”（“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古人所种庄稼最重要的一种是稷（一般认为就是小米）。祭祀社和祭祀稷放在一起，称祭祀“社稷”。后来社稷就往往成为国家的代称，正如孟子著名的语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里所用的那样。

   《诗经·小雅·甫田》有“与我牺羊，以社以方”的句子，“以社以方”就是祭祀社和四方。

   《论语》记载说，鲁哀公问宰我过去祭祀土地神的牌位是什么材质的（“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周礼·地官》：“以灵鼓鼓社祭”，就是说祭祀土地神的时候，要敲灵鼓（一种六面鼓）。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原来，这土地神的名字叫句龙，就是那位头撞不周山，使地倾东南的闯祸坯共工氏的儿子。不过，杜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都说，他能平九州土地，所以成了后土。

《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以上几部书都是我国最古老的较为可靠的典籍，引用它们都是为了说明古代祭祀土地神，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是“国家官方”的祭祀，是最重要的祭祀之一。

这种对土地神的国家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北京故宫的东面是太庙是皇帝祭祀其祖先的地方，故宫的西面就是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是祭祀社、稷的地方。比这更早的，有南京的社稷坛，与太庙隔御道相向，午门外右侧，其位置是依《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规定，置于皇宫之右（西）。这是北京社稷坛的“前辈”。

可以说，社稷坛是全国最大的“土地庙”了。从它的位置，也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显然，国家的社稷坛与山区小村的小土地庙从规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祭祀的对象一个是国家的“大社”，也就是全国的“总土地神”，而各地的土地庙则祭祀各地的“土地老”。各地的土地老往往由当地死去的正直的名人“担任”，正如清·赵懿所说“乡村之公而直者死后为之”。

在古代，有专门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称社日。一般是一年两次，分别在立春和立秋之后第五个戊日。据说周代本用甲日，汉至唐各代不同。唐诗里面说到社日的诗，如今最有名的是王驾的这一首：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唐代的时候，一个村庄的人在社日聚会喝酒，是一个广泛的习俗。可是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似乎难以找到这样的证据了。春社、秋社、社日的习俗都似乎衰落了（究其原因，可能与家族祭祀的发展有关，在唐代之前，家族祭祀并不合法）。而与佛教、道教相类似，从明到清，各种“菩萨”、“老爷”、“真人”等的“诞辰”却大兴起来了。民间实行给各种神祇“过生日”。如观音菩萨的生日有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个，“关老爷”的生日是六月二十四，吕纯阳的生日是四月十四，“百花”的生日是二月十二如此等等。

    给土地爷安排的生日是二月初二。清·顾禄《清嘉录》：“（二月）二日为土地神诞。” 广州《番禺志》：“二月二日土地会，大小衙署前及街巷无不召梨园奏乐娱神。”

实际上，原来春天社日的日期也在此附近。这样，原来社日的很多习俗都移到了二月二。例如，原来社日是不让用针线的。唐·张籍《吴楚歌》：“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 明·谢肇浙《五杂俎·天部二》：“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针线，而不知其所从起。余按《吕公忌》云‘社日男女辍业一日，否则令人不聪’，始知俗传社日饮酒治耳聋者为此，而停针线者亦以此也。”前些年，很多地方二月二还是禁止动针线，以免伤龙目。

我们看到，所谓社日和后来的二月二，主要的是在农村的活动，土地爷的管辖地盘也只限于农村。在城市里，有与土地爷职能相似的神祇，那就是城隍。城隍爷与土地爷的“分工”，就是一个管城市、一个管乡村。随着城市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乡下土地爷的地位就越来越低。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城隍的崇拜者。他当上皇帝之后，把人间的官吏制度全部套给了管理阴间的城隍系统。他下令在都城（南京）建立“都城隍庙”，把都城隍封为“帝”，各府治城市的城隍封为“侯”，各县城的城隍封为“伯”。由于人间社会的官吏只到县为止，县以下过去是没有国家官吏的，是乡民自治。这样，土地爷也就没有了对应的行政级别，没有了级别，地位当然就很低了。于是，土地爷在庙里往往都没有座位，坐在地上，狼狈不堪，也就可以解释了。

到了民国，破除迷信，略为像样一点的庙宇祠堂，许多都改成了学校和公共服务用房。到了共和国，“移风易俗、改造世界”，发动群众、烈烈轰轰，甚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旧民俗基本消灭干净。

不过，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改革开放以来，“百废俱兴”，商业的复兴使一切可能出现商机的民俗复活。只要是过去可能存在过的，书籍上有过记载的，或者书籍上没有记载但是在人们的心里还没有全部忘却的，如今都可以使它们“妙手回春”，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何况，发扬传统文化又与国家的振兴大业相符合。所以，像二月二这样的民俗，也就应运而复兴了。

据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二月二又一向有龙抬头之称。这是一个很吉利的名称，当然很有发扬光大的基础。龙又有兴风作雨的功能，祭祀龙的节日，与风调雨顺、祈求农业丰收有关，更是可以与时俱进的。于是，诞生了“龙头节”、 “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这样一些新创造的节日名称。

在各种节日民俗中，食品总是长盛不衰的。超市里早就摆上了各种类似豆类和花生等制品，供人们享用。各种媒体也都被利用起来，宣传包括二月二在内的各种民俗节日。应当看到，让人们多一些生活的乐趣总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