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个人都能过好他的“小日脚”

日脚，在这里是一个吴方言词汇，意思与北方方言中的“日子”完全相同。北方方言喜欢在名词后面加一个子字，桌子就是桌，椅子就是椅，这里的子字并没有很实在的意思。日子，主要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日，就是天，特指某一天；第二个意思是引申义，生活。我们生活着总是一天一天地过，所以日子从时间引申为生活。

日脚，与日子几乎一模一样，也是上面所说的两个意思。

现代的大多数北方人第一次接触到日脚这个词，恐怕是从课本上杜甫的诗《羌村三首》中的句子：“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这里，日脚的意思是太阳穿过云隙射下的光线。它怎么又是生活状况呢？

其实，仔细一想就清楚了，日脚下平地中的“日脚”不就是“光阴”或“光影”这些词的本义吗？成语白驹过隙（与光阴似箭近义）中“白驹”比喻的就是太阳光或光影。古代没有影字，就写作景。光影就是光景。人们常说好光阴、好时光、好光景，也就是好日脚。光阴、光景也就是日脚，也就是生活。这也是从时间引申为生活。

怎么想起来用日脚这个词的？是因为眼前摆着两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上海记者郑健先生(笔名畸笔叟)的两本散文集：《上海小日脚》和《上海壁角落》。这两本书都是写上海人的生活，特别是作者最为熟悉的20世纪下半个世纪上海老百姓的生活。由于是讲上海人的生活，书中免不了用几个上海的方言词汇，不过一般人都容易读懂。

老百姓居家生活，过的都是不起眼的小日脚。生活在“小天井”边上的“小人物”的“小事体”，他们生活的“小情致”、“小浪花”，对这些作“小考究”，看看那里的“街之角”、“家之角”，说说那里的“食之角”、“语之角”、“词之角”、“歌之角”，体会一下那里的“风之角”。从上面引号所录两本书的目录中对作者所写的91篇散文的分类，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作者的笔下所写的都是关于上海老百姓的哪些方面了。

关于上海的老百姓，近几十年来电视台的小品节目里已经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固定印象，如讲着细声细气的上海普通话，用小瓶子装一二两酒，就着三寸长的小鱼，还要装着大方请别人喝酒。这种漫画式的小品当然很难反映出真正上海人的生活。不过，我看上海人对于此类的歪曲也并没有提出过什么抗议，这大概是强势人群的特点。毕竟在“洋货”大量涌入之前的几十年间，中国人所用的日用品最好的基本上都是上海货。那时候，如果可能，新人们的结婚用品都要到上海去采购。

上海人是很会创新的。我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自以为无产阶级英雄好汉的人笑话上海人的“假领子”，把它看成上海人假斯文的产物。在那个布票和钱财都很紧缺的年代，假领子真是使人既节约又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美观和舒适，即使是在今天，这也仍然是受许多人欢迎的好东西。

在《上海小日脚》中，有一则《鲜肉月饼说当年》。文章说：

“众所周知，月饼自唐朝以降，不管广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都是甜的。月饼的原料就是面、油、糖。后来馅子丰富起来，除了豆沙还有五仁、百果、莲蓉、椰蓉等，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甜的。”“现在想来，当年上海人推出鲜肉月饼，实在是有点白相相的意思”，可“偏要玩出别的‘花头经’来”。

这“玩出别的‘花头经’来”，其实就是创新，就是敢为天下先。从这种生活的小事情上，小物件上，花样不断地翻新，才能够不断地占领市场，才能赚到钱。老是跟着别人的后面，就只能看着别人数钱。

上海人是赶时髦的，《上海小日脚》中说到1980年代买服装情况：“淮海路开瑞、南京路人立出了一款新的茄克衫，也要漏夜排队，袖子管上用粉笔写号头，与春运买火车票有得一拼”。仅这一句话中就含有两个创新：开瑞和人立是两家服装商店的店号，当时它们的服装样式引领着上海的服装市场，而上海人的穿着有引领着全中国的时尚追求者。这是一个创新。通宵排队，“袖子管上用粉笔写号头”这也是首先由上海人想出来的。用粉笔写号到用纸片写号，从排队者自发写号，到商店（或其他管理方）写号发号，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混乱。

但是，创新要有制度保障才能够有好的效益、才能够持久。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济是萧条的，市场是冷落的。一到天黑，家家早早关门落闩，街上只有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在昏暗的路灯下警惕地寻找可能的阶级敌人或流氓坏分子。这种情况，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上海小日脚》中说，直到1980年代，“当时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叶公琦先生曾亲自踏勘南京路，发现堂堂‘十里洋场’，绝大多数商店晚上一过六点钟就关门落闩，只剩下黄黄的路灯无力地照着夜行人的归途。”

怎么办？

“有问题就改。‘三街一场’（南京路、淮海路、北四川路和城隍庙豫园商场）率先垂范，把商店营业时间延长到八点钟。

店都开着，南京路总能亮起来了吧。

没想到根本实行不下去，撑了不到半个月，就歇菜了。”

书中写道：

“叶公琦穿着蓝大褂工作服，右手托腮，斜靠在柜台上倾听营业员意见的身影。

见我来了，知道我是记者，叶公琦还邀我上前一起倾听。

‘搿末夜市为啥开不下去呢？’

‘加班工钿哪能算？中班费要十点钟下班再有，八点钟下班尴哩不尴尬。’

‘顶班的人手也不够，老职工么身体不好，年轻职工么要带小人，再年轻点么要读夜大学，你们不是要培养四化人才嘛，没文凭哪能来讪？’

‘店里都是女职工多，又不敢安排，夜里回去啥人送，出点事体哪能办？前两天广播里还讲啥地方有‘强盗抢’喏。’

‘还有唻，多开两个钟头门，销售额上去了，奖金还是老样子，搿哪能来讪啦。’

‘电费开销也老结棍箇，霓虹灯、橱窗、店堂里侪要开灯，物事么只卖忒一眼眼，市里向补贴否啦？’”

“据说，叶公琦的这次调查真的引起了重视，汪道涵市长出面牵头，指示各部委办局都要配合市财贸办和黄浦区，把‘让南京路亮起来’当作一项实事工程来抓，从政策上解决基层商店提出的各种问题。”

领导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即使是堂堂上海市长出面，结果还是不行。书中说道：“南京路真正亮起来，还是1992年‘南海边写下了诗篇’以后的事。”

可见，只有真正从政策上做了调整，真正改革开放了，事情才能够办好。人们的小日脚才能够真正有质的变化。

好的政策，也要人去执行。在城市管理问题上，管理者、执行者和老百姓的素质都是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在过去公交车缺乏的情况下，各地的公交车都是超级拥挤、超级混乱的。在起点站，人们似乎在排队，可是车一到，人们就疯狂地往上挤，即使人不很多也要为挤座位的争抢。只有在上海，起点站都有铁栏杆，分成坐队和立队，分别排队，由退休工人负责维护秩序，按次序上车，井井有条。后来，有地方也学习了这个办法。这里，上海的管理者和执行者都有相对较高的素质。

《上海壁角落》里说到“放炮仗”，也体现了上海管理者和执行者的较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炮仗妹，我们终于说拜拜了》一文中这样叙说：

“上海人狠着性命放炮仗，也只有十几年功夫。

1990年代初，乍浦路的小老板们第一次引爆铺满半条街鞭炮的“红地毯”，消防队员持水枪严阵以待于咫尺之外的那一刻，我就在看得见这一切的一家饭馆里用餐。

我亲眼目睹了先富起来的乍浦路老板如何斗富，你买888元，他买1888元，我买2888元；你铺一层，我铺两层。

这是当年的新闻大事件。不过今天，我可以负责任地报告各位，即便如此，我当天听到的炮仗声的响度、密度和长度，与前两年的任何一个小区的盛况相比，都稍逊风骚。”

“除夕子时长度超过40分钟是在2005年，超过一小时是在2008年（那一年人们特别疯狂）。

2005年之前，关紧门窗，开大音量，你还可以依稀辨出电视机里的声音，后来就完全听不清了。

接财神，大多数人家从初五一大早提前到零时也是在2005年左右，提前到初四天黑是在2008年，提前到初四一大早是在2010年。注意，初五零时和初五一大早还是要再放的。

我不说，很多人都误以为这密不透风的炮仗声已经响了一辈子乃至几代人了。就像很多人现在有钱了，就误以为自己家里从小就是用鲍鱼而不是乳腐过泡饭一样，其实，我朝人过上好日子真的不满20年。”

而到了2016年的春节，上海才真的安静了。

上海是怎样做到的？文章说：

“有一次，我问一位警界朋友：禁燃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他说，加班。

苦笑之余，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加班多半会无功而返。

我的亲戚中也有从警的，节前在群里对他的问候竟也变成了：‘除夕你在哪个门洞？’一洞一人嘛。

终于过了十二点，窗外依然宁静，澎湃却在我心中。

我从内心里敬佩我的警界朋友以及他们的战友。

至于说到努力，相对于有关部门的辛苦付出，我倒更愿意欣赏众多市民的努力。”

管理者、执行者与老百姓同心同德，都想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能够做好。

十九大报告一开始就提出不忘初心的问题，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所以，老百姓的小日脚，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党宗旨的大问题。搞好老百姓的小日脚，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养自己使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尧舜也还难以完全做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来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尧舜所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做法，像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老百姓的小日脚会越来越好，像郑健先生那样的文人、记者能够写出越来越漂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