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粉碎“四人帮”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的今天，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纪念的日子。在1976年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抓起来了。这一天，是中国社会进程的伟大历史转折，它象征着统治中国多年的极左路线走向覆灭，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四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四十年前，我在北方的一个小型国营农场工作。虽然百分之九十多的农工与周围人民公社社员在身份上没有多大的差别，但那是周围农村居民羡慕的富裕地方。如果哪一家的女儿有幸能够嫁到农场，那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1949年前，那里曾经是给蒙古王爷生产水稻的地方，以后随着用水单位的增加，那里没有足够的水源生产水稻了，那年又种植了少量，可是许多农工却并不去领购，他们仍然愿意领玉米。其理由很简单，稻谷的出米率低，可食部分不如玉米多，他们的粮食指标不够吃。连最富裕的地方都不能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我们的生活。

今年夏天，我太太回到她的老家，冀东北的一个农村，一个并不富裕的地方，去看她的小舅舅。她小舅舅是一个最老实的农民，年龄比她还小一点，是她童年的玩伴。他有两个儿子仍然在农村，一个在种地，一个在养猪，二位儿媳妇都在附近的企业打工。虽然工作仍然辛苦，但是，生活是没有问题了，又有拖拉机，又有汽车。太太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的房子装修得比我家现代化。

四十年来，中国最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变化了。从忍饥挨饿，到丰衣足食，这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现象。千百年来，我们以吃的胖为福气的标准，年画上都要画上一位“大阿福”，现在，却在讲究减肥健身，要大家注意防止“富贵病”了。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古圣人的理想。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在中国实现了基本的生活保证，这是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最大好处。

在极左路线统治中国的时候，人们是不能随便讲话的。不要说政治上提意见而因言获罪的人，就是随便在纸上乱写乱画也要注意一点。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教研室一位年轻教师，中国科大59级留校任教的，还是一位所谓“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就是因为在纸上练习写字，不知道怎么凑成了一条“反动标语”。那时候就被放在我们宿舍，让我们监管，失去了自由。当然，在那个岁月，他还算是“幸运”的，有的人“犯”了类似的“错误”，还有丢掉性命的。我自己因为向学校领导的工作提了一点意见，就在短短的一天里，一下子从“党的积极分子”坠入了“反党分子”的深渊。

现在，我们虽然还不能够说在言论自由方面做得没有问题了，但是，对于一般的问题，跟四十年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进步很大了。

总而言之，无论在精神生活上还是在物质生活上，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应该是不可逆的。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问题，例如有贫富不均的问题、有腐败的问题、有不诚信的问题等等，这是一些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人们对此不满意。

但是，跟过去极左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完全不可比拟的进步。

现在的贫富不均是大家看得见的，现在的腐败是非法的，要吃官司的，只能私下里进行。过去贫富不均是制度是规定的，过去的腐败是制度上的腐败，很多腐败的做法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是某一级别干部应当享受的福利。拿上大学来说，过去的很多高级干部子弟上大学只是一张条子甚至一个电话的事情。过去，他们和他们的子弟为了私人或家庭的事情，可以坐着专机飞来飞去。过去，可以为领导人个人特制某一种产品，等等。很多事情只是那时候舆论的封锁，大家不容易知道罢了。这种看上去合理合法，甚至至今被很多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是更严重的腐败。制度的腐败比个人的腐败实际上更加可怕、危害性也更大。

有些人似乎对平均主义的时代还有些怀念，那是他们对现在还存在的问题感到不满意的结果。但是，我相信，即使今天最满腹牢骚的人，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人民公社社员吃不饱肚子、城市居民半斤油、半斤肉、二斤细粮、种种物资都要票证，出门要单位开介绍信，说话只能照“两报一刊”精神讲的时代去。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好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任何爱国者、革命者要做到事情，归根结底，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事业的根本。而四十年前发生的把“四人帮”抓起来的事件，无疑是这一切的开端。当年人们用吃螃蟹、喝酒来庆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人们一定会永远牢记这个光辉的日子，牢记极左路线给人们带来的灾难，继续改革开放，把国家建设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