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我参加了科苑支教社的活动，去一所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支教。一般来说，“支教”总是让人联想起山村、边疆、想起云南四川西藏……其实，每个地方都有需要支教的孩子。去这所学校之后，我对这一点感受更为强烈。到目前为止，一共去了九次。其间的所见所感，并无什么大悲喜。但有些细节，令人汗颜。

一、学费逾千元，趴在地上写作业。

有一天中午我去得早了点，于是看到这样的画面——很多小孩趴在地上写作业。如果对这所学校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诧异，但是实际上，这些孩子可能比别的农民工小学的孩子更幸福，为什么呢？

班主任告诉我，每个学生一学期（半年）的学费750元，校车接送费650元，伙食650元，饮水50元……饮水费这一项，学校至少平白赚了五分之四的钱。（其余的收费应该也不少，比如我有一次看到黑板上写着“武术课，100元”；还有校服费。）她还说，每天中午本来是午休，后来学校想出在这个时间段增加一节课，家长如果愿意，就交100元。如果不愿意，孩子就在操场上玩。这样，午休时间，有一部分交了钱的孩子就在教室里上课，教师每个月的收入也差不多能达到3000了。而不愿意交这100元的孩子，就在操场上玩，至于玩什么，那就无所谓了。于是就出现了趴在地上写作业的一幕。

为什么说“这些孩子比别的农民工小学的孩子更幸福”呢？因为班主任说，这个学校的学生人数一直在增加，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是如此。小学一年级现在已经有6个班了，每个班都有40多人。不少孩子是从别的学校转来的。为什么家长们都想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来？因为别的学校更差。

二、茅厕与投影仪

这个学校的很多对比，令人感觉荒诞。比如，从教学硬件上来说，还算先进：每个教室都配备有电脑和投影仪（都是外界捐赠的二手产品），然而教室基本上都是活动铁板房，厕所就是泥土搭建的老式茅坑，污物几乎漫到地面，我在冬天进去的时候就觉得臭得令人窒息，并且此后再也没有进去过。

从教员的组成来看，固定的任课教师的数量很少，有时候一个老师要带一整天的课。然而支教老师的数量却非常充足。中科院的学生一般是给他们上“品德与生活”或者“科学”课程，一周只去上一节课；我在网上查到有些清华美院的学生去这些学校给孩子们上美术课……我们这些非师范生，对付小孩子毫无经验，有些人去了两次就不想再去。但是由于研究生整体的人数很多，所以基本上不会缺人。

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对比是：我们那个班，很多学生家里都生了好几个孩子，四个、五个的很常见，而我周围，30好几了还没生小孩的人比比皆是；我以前觉得底层民众的小孩更需要被告知“酸酸乳没有营养，零食有太多添加剂”，然而当我看到他们在喝着绿色饮料，吃着麻辣零食时，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害怕破坏他们乏味生活中（校园里连一张乒乓球桌都没有，花花草草也基本没有）为数不多的一点乐趣……

记录这些，不是为了发什么抱怨。北京这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肯定是令人敬佩的。想想看，从那个学校所在的地方坐公交车只要20分钟，就能到家乐福、万达广场、地铁站，而它居然没有被开发商盖楼卖房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了。另外，北京的外来务工者这么多，有那么多的人既没办法送孩子进公立学校，又不愿意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所以这样的学校，自然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指望官方，几乎是不可能的。看到博友的评论，我再补充点内容。在对待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上，目前官方的态度好像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一方面，他们不可能主动鼓励办学，否则他们会担心更多的农村人涌入北京（这是他们的逻辑，并非是我的逻辑）；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能完全取缔这些学校，因为那样会造成更多的留守儿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再者，他们对这些学校也不可能给予财政扶持，以保障其教育质量——因为如果这些学校修好了，可能会抢了公立学校的生意。

实际上，即便是这种“三不”政策，也是来之不易的。林涛留言说，“农民工子弟学校”貌似去年被拆了很多。而我在支教之前也听说，这所学校也曾经被要求取缔，但是由于学生太多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这个应该算是一种进步吧——“中国的进步，不是靠一帮勇敢的人，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普普通通的人，一起一点点抬高勇气的下限。”

我觉得现在比较现实的思路是：如何用商业规律来帮助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就像印度著名的眼科医生亚拉文·卡塔斯瓦米。他退休后看到很多印度穷人受到眼病的困扰却又看不起病，于是开办一个眼科医院来帮助他们。当然，如果完全免费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收费价格；同时，由于他医术高明，且专攻白内障，所以医院的技术和设备利用效率都很高，能够降低成本。另外，由于人工角膜非常贵（300美元），所以他决定自己研制角膜。他把人工角膜厂商的退休专家请来研制，最后做出来的成本只有10美元。最后，“亚拉文”生产的人工角膜占据世界1/10市场，成本低到5美元。……现在，亚拉文医院依然为穷人提供了大量的免费手术，而它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美国《财富》杂志上的文章，近年来，“亚拉文”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都在75%以上。

北京有很多进不了公立学校的中小学生，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离不开这片土地。所以中低收入者的中小学教育市场存在着很大的空缺。同时，北京也有很多很好的资源。像现在的很多支教教师都是由科院的研究生去充当，实际上可能效果并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并不是师范类的学生。如果这些学校能够主动联系更合适的师资力量，比如退休老教师、师范专业本科生，以及二手玩具图书之类，可能效果更好。期待有心人，也能创造出“亚拉文”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