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累积碳排放量有三种计算方式

       我国研究者在讨论碳排放的责任和限额时，多以“人均累积碳排放”为重要指标，但目前应用两种计算方式。

设一个国家在第i年Y_i的人口是P(Y_i)，碳排放量是Q(Y_i)，则当年人均碳排放量是q(Y_i)= Q(Y_i)/P(Y_i)。计算累积时，要设置一个起始年，如Y₀，则该国从起始年到第i年 Yi 的累积碳排放就是：

关于一个国家某年的“人均”碳排放，和从起始年以来的“累积”排放量的计算很直接，大家都接受。但要计算“人均累积”碳排放量时就出现了不同，目前我国学者应用的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计算方式把一个国家的累积排放量除以当前人口：

这就是从起始年Y0开始到 Yi 年计算累积排放量，再按终止年 Yi 人口平均得到的“人均累积碳排放量”。 的含义是从起始年起，即使已经离世的人口，也需要考虑其排放的累积效应，责任将由在世人口负担。因此，Smith（1991）用以建立 “（人均）自然债务”指数(Natural Debt ~ cumulative surviving GG emissions per capita)（GG是指温室气体，这里就是二氧化碳）。

 第二种方式是把该国从起始年以来各年人均排放量的简单叠加：

这种计算方式很直接，但存在问题。一个国家的累积排放量可以通过各年排放量相加得到，相加的基础是国家。人口却每年因生死而有变化，简单地把人均排放量逐年相加的含义不明确。

其实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式：计算终止年现存人口本身的人均累积排放量。这是指针对终止年现存人口，从出生1年到百岁老人，分别计算各自的累积排放量，然后按年龄人口结构进行加权平均。这样的计算方式，需要人口的年龄结构数据，假设该国在 Yi 年最年长者为110岁，年龄结构为（年龄分别在周岁1岁到110岁各年龄人群的比例）。计算公式比较复杂：

这一计算形式只考量现存人口本身的历史排放责任，忽略了已离世人口排放的责任问题。这种计算方式的含义是明白的，但没有应用，可能不适宜于讨论碳排放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

查阅了我国涉及气候变化、碳排放、责任和限额的多篇重要文章，作者来自社科院、中科院、气候中心、国务院课题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同样讨论人均累积碳排放量，应用第一或第二种计算方法的情况几乎相当，并有意见认为两种方法本质相同。但是，我国在2008年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上首次提出应当以人均累积碳排放为讨论的重要基础，相信相关的技术支持文件在准备之中，一些技术性处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必需经得住批评。因此，我国学者讨论研究“人均累积碳排放量”的计算并认同一种计算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人均”体现人际公平原则，“累积”体现历史责任。“人均累积”自然地同时体现人际公平和历史责任。人际公平和历史责任是国际认同的，同时考虑人际公平和历史责任也应当被国际社会接受。问题在于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和有说服力。

例如,在讨论“人均累积碳排放量”计算方式的同时，应当考虑二氧化碳的自然衰减问题。Smith在1991年建议的“自然债务指数”就定义为“人均累积留存碳排放（Per capita accumulated surviving carbon emission）”。Smith在1996年的文章中说明，可以引用Siegenthaler在1983年建议的“留存二氧化碳量”的计算公式。设当前年份已经是排放二氧化碳 Q(0)之后的 t 年，则留存量 Q(t)为：

    并应当说明，“人均累积碳排放量”只是讨论责任和义务的重要指标之一，还必须考虑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减排“能力”即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客观上所剩排放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的实际情况等等。

读到一篇印度学者Agarwal 1991年的文章，义正词严，酣畅淋漓：

“The idea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China must share the blame for heating up the earth and destabilising its climate, as espoused in a recent stud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 （“环境殖民主义”~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1991年的态度！）

                                      AgarwalAnilGlobalWarming.pdf

20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年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达到国际第一位；年人均碳排放量也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相当了。国家应当采取新的立场，因此在2011年德班气候会议上中国作了新的承诺，准备有条件地参加温室气体的绝对排放限制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