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工作的儿子见我在家闲得无聊，给我布置了一道作业——每周写一篇回忆录。这对于我这个已过花甲之人来说，似乎是一道难题，因为我的记忆力本来不好，加上近几年生活的坎坷，磨难，陈年往事几乎在我的脑海里荡然无存了。倘要我现在从记忆中翻出这些“老帐”来，真得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大费一番心思了。 但是我想，难也好，费力也罢，万事开头难，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写就写吧，哪怕只是几个片段。从何开始呢？——就从我亲历的“文革”写起吧。

（一）文革时的学校

1953年7月，我出生在江西省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里。1960年9月开始上小学，1972年元月高中毕业，回乡务农。

1966年9月，我刚进入初中，就遇上了“文革  ”的开始，记得在初中的几年里，学校不提供住宿，从家里到学校十几里路，没有公交车，每天一个来回步行就要花3个多钟头 。学校也没有纪律约束，迟到缺课是家常便饭，来去自由，无人是问。

文革开始后，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家庭出身好的学生都可加入红卫兵组织，上初中不久，就开始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学校停课，红卫兵可到全国各地玩耍，凭红卫兵证买免费火车票，串联期间的食宿 也基本免费。当时的我们，觉得党和政府对红卫兵真是太恩惠了。

串联历时近一个学期之久，结束后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学生常戴上红卫兵袖章，去街头张贴散发传单；或者学生在学校写大字报，锋芒直对学校老师，揭露一些莫须有的罪状。从此后的学校，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到处的墙壁，“打到某某”、“炮轰某某”等大幅标语格外引人注目。昔日知识渊博的学校领导和德高望重的老师，恍然间都成了我们的众矢之的——被冠以“走资派”、“反革命”、“黑五类”等帽子的阶级敌人。每周都有全校大会召开，皆是红卫兵批斗这些“阶级敌人”，被批斗的人，头上戴着一顶纸扎的五六十公分长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面有醒目的“打倒某中学走资派某某”等黑色大字，还用红色笔在名字上画个大“X”，批斗会上，被批斗的人，如果不老实坦白自己的罪行，那就免不了要受跪地和挨打等皮肉之苦，每次批斗会，都会有一些红卫兵在台上，完成他们的使命，以显示他们强大的斗争性，让我们这些胆小的女孩子看着都心惊肉跳，但谁也不敢做声。

幼稚的我，根本分不清哪是好人哪是坏人，来学校就是听从红卫兵司令部的命令，开会、喊口号、游行。忙完了，有老师上课就进教室，没有老师就回家，反正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学习不是重要的。自从进入初中后，我们学生的头脑里，已经没有关于校纪校规、作业、考试、成绩等概念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新名词。

大部分学习科目连课本都没有，其中包括语文和数学。没有课本，没有作业，更无人做笔记，所以，一般我不背书包上学。因为我们是经过了小学六年级的升学考试才升入初中的（升学率不到一半），所以被家乡人美其名曰：“金鼓学生”，见我回家两手空空，有人曾嘲笑道：“看，金鼓学生上学，书包都不需要了”。至于老师教学的内容 ，我现在头脑里一片空白，只记得有一位年轻女老师教我们的语文，教的课文是毛泽东诗词《和郭沫若同志》，怎么讲的我没有印象了，唯一让我永远难忘的是她带我们读课文，竟把“蚍蜉撼树谈何易”中的“蚍蜉”读成“zi yu"（去声）。那时我只是心不在焉地跟着老师读读课文，根本不知道到底讲了些什么，哪里错了。现在看来这老师连课都没有备，至于她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水平就不言而喻了。就这样在“文革”的大环境下，我度过了3年半（其中曾经由秋季入学改为春季入学）的初中。

有幸的是，我们不需参加中考，1970年元月，和所有读完初中的同学一样，自然升入了高中。高中的学习与初中阶段大相庭径，因为学校是乡里新开办的，一切按部就班，没有初中时的疯狂场面了，每人都有课本，每学期有考试。更让人欣慰的是，高中的老师几乎全是原来市区高中老师下放到乡下任教的（文革结束后，这个高中撤销，教师大都回城了），所以，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教学能力都首屈一指，这两年让我才真正学到了不少知识。1972年元月完成了学制两年的高中学习，以较优秀的成绩毕业。高中阶段的学习为我六年后——1977年10月，参加文革结束后恢复招生考试的第一次考试，打下了一些基础。因为文革开始后，招生考试就已停止，我没机会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了我永远的梦。高中毕业后，响应党提出“四个面向”的号召，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