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惠川：师恩难忘之

回忆Heisenberg的学生王福山教授：

王福山先生言论钩沉

      《王福山教授纪念册》（1994年12月）已于王福山先生逝世（1993年12月10日）一年半之际，由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王老师家属编辑出版。在阅读这本印数，装帧精美的纪念册的每一分钟，眼前不时浮现王老师的音容笑貌，耳边不时传来王老师的谆谆教诲。王老师尽管还够不上世界级的物理学大师，但他天生具有大师级的气质和风度。他办事细致认真，待人平易谦虚。不管是社会名流贤达，也不管是市井下里巴人，他都能做到来信必复。他的一手蝇头小楷，至今仍使人称羡不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内，白内障眼疾使他无法书写长篇信函；即使在那种受疾病煎熬的日子里，他也要向收信人一再表示“那决不是我忘了老朋友！”读了这样的表白，最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涕泗唏嘘。王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动情的好人。

      王老师与我之间的通信是从讨论他的译作《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伊丽莎白·海森伯Elisabeth Heisenberg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开始的。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随他为专刊《Werner Heisenberg in Leipizig, 1927-1942》所写文章的抽印本同时寄来的。我们之间最经常的话题就是Heisenberg。除此之外，我们还评论其他物理学家和讨论当时热门的物理学问题。王老师有时还回忆他1929年至1940年间在德国的留学生涯（他的记忆力至老不衰）。本文就是从王老师的68封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以弥补《王福山教授纪念册》之不足。王老师的原话几乎一字未动，我仅按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分类。

1．       谈Heisenberg问题

         王老师与我之间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Heisenberg。从Heisenberg的学术成就，学术观点，到Heisenberg在二战期间的表现，到与Heisenberg有关的人和事，无所不谈。我对Heisenberg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不太欣赏，但对他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以及他在战后或许是言不由衷的言论（说明他已知错愿改），认为可以有保留地理解。有关Heisenberg话题的大部分内容，已收入拙作“王福山先生谈海森伯”（物理，1995，24（2）；（5））。李继宏，杨建邺两位先生所写的“纳粹统治时期的海森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3）），与王老师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不能否认的是，反对王老师观点，“必欲将Heisenberg打成反革命而后快”（我校才子李志超教授语）的仍不乏其人。这使我想起了王老师如下一席话：

         “郁韬（即戈革）评论洪德（Fritz Hund）《量子理论史》的那些话我聆听过多矣！他现在总是看不惯德国人，唯有玻尔（Niels Bohr）最正确，最伟大，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上次与他争论源自他原拟就的那篇海森伯传记。他在谈到海森伯战后在哥本哈根接受‘玻尔金章’（他对海森伯得此金章感到甚为纳闷！）作的演讲时，指责海森伯‘不屑提迈特纳（Lise Meitner）和弗里施(W Frisch)在核裂变中的巨大贡献，因为迈特纳和弗里施是玻尔的好朋友······’关于这句话我在回信中就问他：在裂变中他们两人的巨大贡献是什么？而据我所知，他们两人在1938年12月圣诞期间在Stockholm谈到裂变时有多少多少的巨大能量放出，于是他们写了短文送交英国《自然》。我接着说，如果他们对铀的结构提出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模型，海森伯不提他们的功劳，那么他罪该万死，还要踏上一只脚。如果他们只是说裂变时有巨大能量产生，那么莱比锡讨论班的任何一个同仁都不会提到他们，尽管大家对迈特钠的科学贡献一直是非常佩服的。因为1938年11月当铀的裂变消息传到莱比锡后（实际上是魏扎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cker）从柏林带来的），我们在讨论班里立即讨论开了。大家猜想铀核可能像一根雪茄烟，长长的，中间容易断裂；至于裂变时有巨大能量放出，那么从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大家就不难算出来了。后来郁韬来信中说，迈特纳等的巨大贡献在弗里施的一本回忆录中有（郁韬有这本不厚的书）。我后来联系到别的问题又等于问他：同样是回忆记载，那么何者可以相信，何者不可以相信？”

         “《自然辩证法通讯》上郁韬的文章，金尚年借来给我看了。此文与上次我给你说过的那篇《辞典》初稿几乎相同；但从我回忆看，有些地方他已不是那样尖刻挖苦，有的也不提了，不知是否由于我的反驳，或者他自知话说得太不合理。但总觉得他总是从这一点出发：海森伯留在德国是为了为希特勒服务，为纳粹制造原子弹。在这前提下，什么论点都可以编造出来惑众。至于战争之后海森伯的言行，我自然不知道，因为没有看到过。但郁韬写出来的是否有断章取义的成分在内？再有，关于海森伯太太的书，玻尔太太提出的尖锐批评是关于哪些方面的？是如何说的？郁韬或许知道甚详，但不知为何不告诉读者？让读者听听！因为这些是关键问题。”

         “还有一点，我对郁韬说：你总说别人说的不对，那么你应该告诉读者对的应该如何说。这样可以让读者自己来判断何者才是正确，而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他回答说，传记不能这样写。”

         尽管王老师在学术问题上寸步不让，但他对戈革先生的私人感情仍十分友好。他曾经向我称赞过戈革先生的外文功底和翻译速度，以及戈革先生抓紧时间的敬业精神。他还向我出示过戈革先生为他所篆刻的一枚印章。

       （书签：戈革先生“必欲将Heisenberg打成反革命而后快”，必欲将“不同意见者”打成反革命而后快的脾气一点都没有改！按理说，关于Heisenberg在二战其间为纳粹服务的问题，关于Heisenberg的人格问题，是他与王老师之间争论的事，与我不相干；但戈革先生几次三番在书刊中或明或暗对我进行攻击诽谤，找不到王老师就找到我头上，理由是我“为纳粹说话”。我再说一遍：我对希特勒法西斯和美国帝国主义都没有好感；Heisenberg为纳粹造原子弹和Bohr为美国帝国主义造原子弹我都同样反对，尤其反对将原子弹扔到无辜老百姓的头上。戈革先生认为“Bohr比Einstein伟大”的观点，也是我和几乎所有物理学家所不能同意的。戈革先生明着对我进行攻击诽谤，实际上暗藏私心。看在他年事已高已高的份上，看在王老师对他尚很尊重的份上，看在他为中国物理学家翻译了许多Bohr文集的份上，我不想与他计较。至于Heisenberg，他可能是有些问题，也有可能如von Weizsacker是在为他粉饰；王老师可能“真的”为尊者讳，但这与我何干呢？我只不过是佩服王老师的为人，起码王老师不会给人设政治圈套。戈革先生的说法，甚至连吴大猷老师都看不惯！）

2．             谈Copenhagen学派

         关于Copenhagen学派成员的话题，始于对卢鹤绂先生《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一书的讨论。卢先生在此书的前言中说：“有人说，哥派主要成员的观点在后期已有所改变。笔者对此说非常注意，但遍查文献，未能寻得实据。”为此，我对王老师说：P A M Dirac的观点自50年代开始就有所改变；在卢先生的书里也说到Dirac后期的观点；至于Dirac是否属于Copenhagen学派，有卢先生书的附录三“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简介”为证。王老师在回信中说：

         “一个问题，到底哪些人是哥本哈根学派成员？除玻尔和海森伯外，一般人可能一个也说不出。你把泡利（W Pauli）算为成员之一，但我也看到过说他也不是这学派的成员，那狄拉克就更不是了。或许可以这么说，一般人在对量子力学没有更好的解释情况下，接受了这个学派的解释而已。”

         “关于哪些人属哥本哈根的问题，我的不成熟看法是，可能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就是那些到过哥本哈根在玻尔那里工作过稍长一段时间，物理上又赞同玻尔观点的那些人。狭义的就是完全赞同玻尔和海森伯在物理上，和从中得出其哲学观点的人。（看来这可能只有他们二人了？）”

         由于在资料中很难找到有关Copenhagen学派成员P Jordan的介绍，我有一次向王老师打听此事。王老师的回答除了在拙作《王福山先生谈海森伯》一文中的那段话外，还说过：

         “我只知道1927年海森伯以26岁年龄被聘为莱比锡大学正教授时，人们都说（报纸报道）是德国最年轻的教授。当几个月后约当被Rostock大学聘为正教授（可能接替洪德，而洪德去了莱比锡接替沃兹希（G Weutzch），约当比海森伯小1岁），这时海森伯在给他的信中说：‘以德国最年轻的教授来说，正像世界上最好的咖啡一样，总是有20个不同的品种。’（泡利是在海森伯之后半年被苏黎世理工大学聘为教授的，那时他28岁。）”

3．       谈Boltzmann和Ehrenfest之死因

       关于L Boltzmann和P Ehrenfest之死因新说的讨论，是由1990年第13卷第2期《自然杂志》上署名为葛墨林，李新洲和关洪的文章“玻耳兹曼晚年考”引起的。我开始仅记得葛，李两位的姓名（我早就与葛在其访问科大时相识，李也曾来过科大），后来才记住关洪的姓名。在1990年4月的长沙“全国量子理论基础问题暨玻姆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我巧遇关洪先生，此时方知“玻耳兹曼晚年考”是由李新洲先生提供素材而由关洪先生执笔的。在“玻耳兹曼晚年考”一文中，他没有将Boltzmann的死因讲得十分明白，但私下他认为Boltzmann的死因是“同性恋”。对此结论，我至今表示怀疑。我想起在意大利Triest ICTP期间曾看到一本《玻尔兹曼传》，但我记不清书中是如何说的了。（亦可参阅近年Cario Cercignani的《Ludwig Boltzmann: The Man Who Trusted Ato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文版，《玻尔兹曼：笃信原子的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在长沙会议之前，我就此问题请教过王老师。王老师是这么说的：

       “葛墨林，李新洲等三人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我未看到过。（事实上我近年来一直很闭塞！）不过他们要写这篇文章我是知道的。事情是这样：大概在1985年我们为《近代物理学研究》第二辑快定稿的时候，我同金尚年在理论物理教研组商谈中，李新洲在旁听见了（金尚年书桌旁边就是李新洲的书桌）。那时他大概刚从意大利回来不久，说起在意大利他们去过玻耳兹曼疯了自杀的地方。我请他快点写一篇观感文章收入。他写了。我看后希望他为完整起见在某些方面再增加一些内容，以符合刊登要求。他说这要与兰大葛墨林一起来写了。这样就拖了下来。我们在收集第三辑稿子的时候，他们交来与否，我已记不清。反正后来这些稿子退还了原作者（因为我前已说过，复旦出版社不愿意再赔本）。现在载于《自然杂志》上的你说由三人合写，不知还有一位是谁？以前未闻李说过。实际上，这确实是很好的物理学史料。你准备以后托人把ICTP图书馆的玻耳兹曼传记复印一本，恰是值得。玻耳兹曼的两本《分子运动论》，我以前在德国作为经典著作（旧书）买下了，但未翻阅过。”

        “《自然杂志》上关于玻耳兹曼文章的另一位作者你说是关洪同志，四年前（1986）他来过复旦我也认识。这个调查说是受杨振宁委托，是可能的，因为杨对物理学史很感兴趣，并且也很重视。但李新洲那时没有提到这点······关于玻耳兹曼的自杀，你说他们三人只是从其学生厄伦菲斯特是自杀故而断言玻耳兹曼的自杀也可能是非学术的；我记得那年请李新洲写访问玻耳兹曼自杀地之游时，似乎当时大家认为可能由于玻耳兹曼提出分子运动论遭到人们压力反对，后来发了疯以至于最终自杀。当然这个说法需要好好考证一下才对。不知你说的那本玻耳兹曼传记里是否可查？但是关于厄伦菲斯特的自杀，他们认为是三角恋爱这一点，我倒有个可能比较可靠的说法：我在哥廷根读书的时候，有两个我们经常在一起的学数学的同学，一位是蒋硕民（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另一位是程毓淮（现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Amhert分校），他们都是柯朗（R Courant）学生。有一天，不知是1930年或1932年（这两年中间我在南德黑林地区一个疗养院里因病住了一年半），他们一同来到我住处。蒋对我说，厄伦菲斯特自杀了；事情是这样：他的儿子患了一种不治之病，躺在医院里；他经常去看病，看到他非常痛苦，心里很难过。有一天厄伦菲斯特带着手枪去医院把儿子打死了，免得他继续受苦。他自己也就当场用手枪结束了生命。我觉得这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蒋和程不是读物理的；这消息他们一定从报纸或杂志上得来的，而程是订了柏林的一种日报的。这件事在我的印象里很深，至今未忘。那次我们议论玻耳兹曼的自杀时，我把这情况告诉过金尚年，李新洲等。但是，现在要找到可靠的记载才能完全确定。（我当时是否问过蒋和程消息何来，已记不起来。）我建议，先查出厄伦菲斯特哪年死。如果记载中没有其死的原因，可以再查一下那年份的《物理学记事》或《物理学杂志》两种德文物理杂志。一般而论，它们总是把稍有名的物理学家的死讯及半身像及时刊登出来的。复旦有这两种杂志（齐全的，1952年从浙江大学调来的）。可惜我那时已不住在学校，每星期去一天或两天，没时间去查，后来根本忘了。如果查不到，则还有美国的《科学家生平辞典》以及各种百科全书（德国的有《Brockhans》和《Mayer-Lexikon》两种）可查阅。只是猜猜而猜到三角恋爱上去，我认为不好。（我以前在德国似乎听到过说厄伦菲斯特的太太也是搞统计物理的。）同样玻耳兹曼的死因最好也弄个清楚。”

     （书签：很奇怪，的确在许多科学家传记中都没有Ehrenfest的死因介绍！但是，关于Ehrenfest的讣告倒是刊登在1933年9月26日的“Leids Daglad”报上。王老师记得基本上没错！）

4．       谈留德期间的生活和经历

        王老师在来信中常由于我们之间的话题而谈到他1929年至1940年间留德期间的生活和经历。当谈到同济大学约1980年前后由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出资100万马克建造的“玻耳（Pohl）固体物理研究室”时，王老师介绍说：

        “玻耳是哥廷根大学实验物理教授，以示范实验著称。我1929至1930年听他的普通物理课两学期。课堂里主要是示范实验。”

        当谈到“群论”这门数学课时，王老师谦逊地说：

        “群论我从未认真学过。以前在莱比锡听过范·德·瓦尔登（B L van der Waerden）的群论课；觉得抽象，学不进。”

        王老师对他1930至1932年期间因肺病住进南德黑林地区一个疗养院那段日子的经历更是记忆犹新。他来信中有三，四次提到一位叫杉正俊的日本人。杉正俊是王老师当年的病友。王老师回忆道：

        “杉（日语Sugi）正俊的肺病很重，在德国疗养院里时常发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因热度太高，时常使他把头放在床头柜大理石板面上冷却冷却。我看他实在可怜，只好安慰安慰他，增加他与疾病斗争的勇气。以后他由日本驻德大使馆派来的一位职员照顾了一些时日。最后由他陪同乘船（当时日本最大远洋客轮5万吨的Chichibu maru）回国，猜想不多时后就故世。”

        “Chichibu maru，你说是‘千千武丸’，很可能。总之，maru是‘丸’我知道。日本的轮船都叫什么什么丸，丸音maru。我也知道日本东京一家大书店叫Maruzen（丸善）。我在读大学时曾向它买一本歌德（J W von Goethe）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用邮局寄来，我收到书时付钱的办法）。此书在文革中被抄走！杉正俊乘千千武丸回国，我是这样才记住的。他在要回国之前没多少时有一次对我说，他接到大使馆那位职员打来电报，仅‘Chichibu K’两个字。他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慢慢才想到K是か（日本假名）字之意，也就是这位职员是问要乘‘千千武丸’吗？他说千千武是日本天皇（大概昭和）一位儿子的名字。如果这位皇子是名‘千千武’，那一定对了！”

5．       谈杨武之和杨振宁

        王老师同我多次谈到杨武之先生和杨振宁教授，其中最为详细的是如下一段话：

       “1951至1952年间，我在同济理学院多次听到一位同事（化学系主任）对杨的父亲杨武之（那时他从昆明师院来沪，进了同济数学系）说，杨在美国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各处去做报告，名声很大等等。可见杨的出名早在1958年与李政道合作的工作之前。我同杨武之很熟。1952年我们二人一同从同济调到复旦，在复旦同住一幢两室户宿舍，我楼上他楼下。1954年他因高血压休假在家里，有时住医院，我不时去看望他。有时他把杨振宁情况告诉我（特别是关于他的婚事）。杨振宁多次来过复旦，其中只有一次同他见过面（除了以前在龙华追悼他父亲的一次外），那次他转达了朝永振一郎的问好，我也请他问候朝永（朝永与我在1936年至1937年莱比锡时期相识，1957年日本大型物理学家访华团他任团长，又一次相见）。前几年杨（通过其在同济的一位堂房外甥）送了我一本他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他在复旦曾经同谷超豪等数学系和物理系同志合作做过研究，据说取得了一定成功。详情我不了解。”

       关于杨振宁教授将有关Heisenberg的资料寄给王老师的情况，在拙作“王福山先生谈海森伯”和《王福山先生纪念册》中倪光炯教授的一篇文章里有所反映。

6．       谈物理学及其它

       我同王老师之间谈得较多的还有物理学问题。在这里，我仅将一些有趣的话题提供给读者。

       我有一次对王老师说，我对I Prigogine的大多数观点都同意，但就是不能同意他说的“其它物理学分支的基础方程都是可逆的而只有耗散结构理论中所讨论的基础方程才是不可逆的”这种说法。我说，Newton方程或Schrödinger方程中的势函数若不仅是位形的函数而同时又是速度或动量的函数时，就表现出不可逆性。在广义相对论的Einstein场方程中也是如此；即使不考虑含有粘滞项的能量动量张量，若原时间隔中含有时间-空间交叉项，则同样表现出不可逆性。王老师听了我的话之后说：

       “你对普里高津的观点大多同意，就是不同意他说只有富里叶（J B Fourier）方程才是不可逆的，继而你说明牛顿方程，薛定谔方程等等在特定条件下也是不可逆的。我认为很有道理。不过我在想，普里高津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点上来？或者他的断言出于另一种原因，比如说最简单的；他只是就牛顿等方程的原来意义而言。这问题我未涉及过，所以不敢多说。”

       另一次，我向王老师说起目前数理科学的不景气，说起林家翘改行搞天体力学，冯元楨改行搞生物力学，说起理论物理学界中的“超对称”，“超引力”，“超弦”现象；王老师见信后对我说了两件事：

       “林家翘已改行转到天体物理上去，我是知道的，因为多年前任之恭带领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代表团来国内做的报告，是关于天体方面的内容。但你说现在在国外学流体力学的大多已改行则不知道。1957年我去北京途中在火车里遇上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华人（那时国家总是先让这些人到全国各地去看看）。他也是学流体力学的。他说在美国那时在物理方面不知学什么好，似乎还是流体力学有出路（那时可能‘上天’已很时髦了），所以中国人大家学流体力学。这印象我一直不变地保持着，尤其一，二年前曾读到在美国的航天部门高级研究人员中美籍华人占的比例很大。现在许多人改行，除了有的因为兴趣变了，可能由于在这方面已人满为患。”

        “物理学方面近几十年来确实没有大的进展。记得二，三年前，洪德教授（也是我莱比锡时的老师，已90多岁，现住西德哥廷根）在信中说，他在参加一次物理学院讨论班中听到实验上果真发现了W和Z粒子，认为物理学可能又要来个大发展了。那时国内一些理论物理学家也都集中搞‘大统一’，认为一定大有苗头。后来就不听见了。接下来又是什么‘超弦’新花样。总之，这些我都不懂，因而也只好在旁边听听，从名称上增加点知识而已。”

        在阎康年先生的《热力学史》出版前，我曾向王老师打听过热力学原始论文，因为我看到过一套由日本人编篡的热力学原始论文集。王老师说：

        “热力学原始论文，我们以前是想出书。后来可能销路问题只是按照当时已有的所刻蜡纸油印了一些，一套有几本·······这些原始文章主要是复旦理科大批判组时化学组胡家璁同志收集起来并翻译的。我记得有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方面的，其中如亥姆霍茨（H L F von Helmholtz）的Kraft（力，即能量），梅耶(J R von Mayer)在船上做医生时对人体血液变化的观察，克劳胥斯（R E Clausius）关于熵的几篇文章（凡德文的原始文章我都参与过校和译）。卡诺（S Carnot）的文章因弄不到德文原文而从英译本译的。此外当然还有汤姆逊（W Thomson）的文章。胡家璁确实为此花了许多时间。四人帮打倒后，理科大批判组解散，而这些资料（已刻成蜡纸）全由胡保管着。后来我们把它们油印并装订成册，知道的就来买了。”

        阎康年先生的《热力学史》出版后，曾寄了一本给我。由于剩书不多，他没有寄给王老师。我曾去信问过阎康年先生他的资料来源，阎先生说他确曾参考过胡家璁的油印本。

        在本文行将搁笔之际，我想引用王老师的大公子王纯尧先生的一首诗作为结尾（已蒙惠允）：

                                        旭日不会忘记朝霞，

                  果实不会忘记春花，

                  谷穗不会忘记大地的深情，

                  大海不会忘记江河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