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门碣石线到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是基于自然地理（主要是降水和温度）和社会因素形成的基本经济区界限（农牧分界线），几千年农牧分界线一直在发展变化，随着西部地区水利水电建设以及能矿资源的开发，胡焕庸线也必然会被突破。未来中国，大概会以迪庆-磴口一线为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区域。

（一）中华民族的摇篮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当时的西汉王朝划分为四个经济地理区域，即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

龙门即今山西河津和陕西韩城之间的黄河峡谷，碣石在今河北省东部渤海之滨。所谓龙门碣石之间是由碣石山下划一条界线，西南行，经过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北，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碣石-龙门一线即为先秦和西汉时期间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该线西段通过黄土高原地区，大约在北纬36~37o之间。龙门以西，司马迁未再作说明。龙门以西地区，位于崤山和函谷关以西，自战国以来就属秦国的土地，司马迁将其列于山西地区之内。司马迁划定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不是止于龙门，而应是由龙门再往西去，由关中之北，直达陇山之西。亦即延大约北纬36O向西，然后在东经105O附近折向西南（史念海，2001 ），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龙门山。

碣石-龙门-岷山一线与长江之间是炎黄（华夏）与一部分东夷（太昊、少昊）、蚩尤部族碰撞形成华夏族与大汉民族的摇篮。

龙门—碣石一线以南，长江以北的约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范围，是我国秦汉时代的主要农业区和人口密集区。两汉极盛时候，全国总人口超过5000万，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集中在上述区域里面。当然在西起岷山东到海岱，龙门-碣石一线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区域中，还有秦岭、巴山、太行，太岳、中条、王屋、吕梁、黄龙、劳山、子午岭、六盘、沂泰、武当、大别等山地，以及黄河下游、江汉平原（云梦泽）等低洼湿地。真正适合农业生产的平原与河谷盆地地带，不超过100万平方千米，平原地区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千米50-100人。尤其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汉中盆地、关中盆地与嵩山以东黄河大冲积扇的中州平原以及黄淮平原人口密度最高，已经是阡陌相连，达到每平方千米100人左右，这已经是古典农业时期所能承载的较高的人口密度。

农牧分界线以西、以北，在先秦时期主要是羌人和戎狄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场所，这些民族多以游牧和渔猎为生，现在黄河中游及附近的很多地名——如山西省的娄烦（春秋时北狄之一）县、陕西的大荔（西戎部落）县、甘肃省的宕昌（羌族部落）县，陕西渭北罕井（甘井）、钳二（钳铒，都是羌族部落名）、醍醐（反映了牧业生产活动）等乡镇，都与游牧部落或畜牧业活动有关（陕西地名编制办公室，1986；段双印，2009）。甚至，延河以及延安、延长、延川等地名也与古代游牧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延安等地名皆源于秀延河（清涧河支流），秀延河古称“吐延水”（与奢延水——无定河对应），“吐延”是匈奴语“南方”的意思，因源头位于白于山南麓而得名。

长江一线以南则主要是三苗、百越部族的土地。中央政府对南方最早的垦殖主要集中在洞庭、鄱阳（彭蠡）、太湖（震泽）等三大平原，设立有长沙、豫章、吴、会稽等郡国。

（二）对龙门碣石一线的突破和中华民族的壮大

中国历史上对龙门碣石及长江一线的突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同时也是汉民族、中华民族雪球般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第一阶段是秦汉至隋唐中原王朝对河朔、河西以及西域的开拓经营，北逐戎狄，辟地千里，形成了西起临洮-宁夏，东至海，北起阴山-辽东一线，南接巴蜀和长江以南约200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并达到了5000万的人口规模，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民族。

第二阶段是从六朝到唐宋对江南地区的开发，融合了大部分山越民族。唐极盛时候设州县区域内人口已经有七八千万，若加上唐王朝所控制的边疆民族地区（其范围要大于今日之中国版图）人口可能达到梁启超所言的上亿人，南方人口开始超过北方，退居深山的越、蛮之移民，开始形成畲、瑶、黎（俚）、苗、土家等民族共同体。

第三阶段是宋元至明清，随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汉族进一步对西南、华南山区广泛殖民，畲、瑶、黎（俚）、苗、土家等族进一步退居深山，西南地区民族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基本成型，最终形成了关内华夏18行省，大约400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明极盛时，汉族人口已经超过一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上亿人口的大民族。但今日之中国版图内其他各民族人口总计也应该在1000万人以上。清中叶人口由1亿多增加到4亿多，达到了古代历史上的高峰。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增值缓慢，人口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的之中。因此，汉族人口史无前例的达到了总人口的95%以上。

第四个清末对长城以北的放垦，汉民族的北界突破了2000来保持不变的阴山-辽东一线，但这是以牺牲蒙古族贫苦牧民的土地为代价的，虽然促进了蒙古族与汉族的融合，但进一步加剧了蒙古族的民族危机，并延迟至今；随着左宗棠、陶峙岳、王震、王恩茂等经营新疆，湖湘子弟遍天山，汉族已经成为北疆第一大民族，库尔勒-轮台一线也维汉各半。全国近3000个县市区旗中，汉族占多数的已经达到了80%以上。

出于“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民族是一家”的政治考虑，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属于汉藏语系，在传统上将汉藏语系分成四个部分——汉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台语族）。但是新近的研究表明壮侗语族在底层上和南岛语系关系更密切。

① 华夏、东夷与北狄

在蒙古利亚人最后的大分化开始前后，生活在中国中部的石器时代的人类，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部分是以秦岭为中心，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流域的炎黄集团——仰韶文化是他们的代表；另一个是处于黄河下游的东夷集团，他们主要分布在泰山周围，主要属于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类型。而华北大平原由于黄河泛滥，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存较少，客观上也形成了炎黄与东夷文化独立发展的局面。

早在冰川时期一部分东夷人的先祖可能已经通过已经干涸的渤海与北黄海海床去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的辽东半岛散步。当冰川退却后，东夷族继续沿着海岸或者太行山东麓北上进入我国东北地区参与阿尔泰语系的东支——通古斯诸族的建立。

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西辽河、大凌河流域，一个独立的农耕文化——红山文化兴起，并经过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发展过程。大约在5千年前，炎黄氏族一个支系——黄帝部落，经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跋涉，从渭河流域来到了冀北桑干河一带，并与红山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新的黄帝部族。中国历史正式从神话时代进入英雄传说时代。

当时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中国气候逐渐由湿热转向干冷，在干旱的胁迫下，位于中国西部的炎帝部族与北方的黄帝部族，为了找到更适宜农耕的土地开始向东、向南迁移，而留在当地未迁移的部族则开始由农耕转向游牧，逐渐形成了炎黄与西戎、北狄各族之间的分化。这也说明西戎、北狄与炎黄之间大体也是堂兄弟之间的关系。这表现为：在陇山以西，仰韶文化逐渐为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取代。在长城以北，红山文化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以游牧为主带有先商文化特征的文化。红山文化的故地也成为了东胡族的发源地，经过了四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东胡-鲜卑-契丹-室韦-蒙古不同的阶段。东胡族的子孙演变为今天阿尔泰语系的中支——蒙古语各民族。

当炎黄部落进入黄河下游大平原时候，由于洪水退却，大河冲积平原裸露出大面积肥美的土地，南方的蚩尤部落也想北上垦殖，蚩尤是三苗和九黎的首领，但传说中也具有炎帝一系的血统。

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引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首先是黄帝部族打败炎帝部族，成为炎黄联盟的首领，随即又与蚩尤集团逐鹿中原，这就是历史传说中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东夷部族也参与远古大战，或支持炎黄联盟，或支持蚩尤联盟。战争最终结果是炎黄集团及其东夷族的支持者战胜了蚩尤和他的盟友。炎黄和东夷部族及一部分蚩尤部族形成了新的联盟，这就是华夏族的雏形。蚩尤部族的另一部分向南退却，最后退到长江以南，与百越部族合作，最后形成了今天的苗、瑶、壮、泰各族。

以后的中国历史大体就是信史了。经过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三次民族大融合，华夏族吸收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部分血液形成了汉族，并向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体以长江为界，北方汉人混合了匈奴、乌桓、鲜卑、羯、羌、氐、突厥、回鹘、契丹、渤海、女真、党项，甚至高丽和中亚粟特人的血统。江南汉族则是在中原汉族南迁与江南三苗、百越诸族混血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

参与过黄帝部族以及后来华夏-汉民族集团形成的北狄（或阿尔泰民族集团），历史上曾经多次越过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西征，直接、间接推动了中亚、西亚、欧洲乃至南亚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演变。

历史上，欧罗巴人口分布的东界曾在阿尔泰山和罗布泊，但是在亚洲游牧民族的压力下，两千年间向西退却到乌拉尔山一带，突厥人、蒙古人参与形成的现代中亚各民族都带有黄白混血的性质。中东欧的一些民族如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鞑靼人，甚至一部分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也有或多或少的东方血统。

② 南蛮与百越

传说时代我国南方的百越部落是壮侗各族的先民，分布在从中国长江以南到中南半岛以至印度东北部的弧形区域，壮侗各族的分布区也是水稻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壮侗语族中第一大民族是泰国的主体民族泰人，此外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也是千万以上的大民族，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还有中国的侗族、布依族、傣族、缅甸第一大少数民族掸族（）等。

实际上壮侗各族的先民应该原始马来人的一部分，只是后来受到北方华夏族、汉族的影响，才与汉藏语系发生了复杂的关系，而南方马来人因为海洋的阻隔，直到近代也未受到北方民族（主要是华夏族、汉族）的影响。我国台湾岛上的高山族同胞也是冰川时期从东南沿海迁移过去的，与百越民族同源，因为未受到华夏族、汉族的影响，一直属于南岛语族。除了高山族各部落外，海南岛上还有一部分回族（回辉人）也讲马来语。

苗瑶语族实际上也具有过渡性质，现代苗瑶语族只包括三个民族——苗族、瑶族、畲族，有上千万人，讲十几种语言，分布在中国中南部，近代进入中南半岛内陆。他们是中国古代苗蛮、三苗以及一部分越人的后裔，历史上受华夏族、汉族的影响较大，今天大部分畲族人已经失去了本民族语言，而通用汉语。

③ 西戎

西戎即今藏缅各族的先祖，与汉族的关系最为密切，同属于炎黄子孙，与炎帝部族有较密切联系，在历史上除了不断再次进入华夏-汉民族共同体外，大体向西南发展，形成了今藏缅诸族，从黄河上游扩张到孟加拉湾海岸和喜马拉雅山南麓。藏缅集团中最大的民族是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还有彝族、藏族、白族、哈尼族等。土家族也被认为属藏缅语族，但目前多通用汉语，土家族被认为是古巴人后裔，属于炎帝的近枝集团。

当然在藏缅民族南下之前，我国西南部直到缅甸的主体民族应当属于南亚语系，即所谓的百濮。不过几千来，在藏缅以及壮泰、苗瑶各族从北方和东方的压力下，濮人逐渐向西南退却，今天我国境内只有在云南西南部还有三个南亚语系的民族以及属于未确定民族的克木人，京族（越南人）大体上也应该属于南亚语系。

（三）对碣石-龙门一线的不断突破和胡焕庸线的形成

秦汉至唐代，农牧分界线基本保持在碣石-龙门一线，只有一些较小的变动。虽然，两汉对匈奴战争先后取得辉煌的胜利，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在龙门碣石一线及以北设立了辽西、右北平、渔阳、代郡、雁门、定襄、云中、西河、上郡、安定、北地、陇西等边郡，并移民戍边，农业活动开始从黄土高原向西北扩张，但农耕人口不至于超过畜牧人口，移民聚落主要集中在交通方便、靠近水源的河谷地区，农田也主要就近开垦，因而当地森林和草原相间分布的自然景观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由于坡地植被尚未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也不甚严重。

中央政府在河套平原设立了五原郡、朔方郡，并进行大规模屯垦。但上述地区只是黄河上游孤立的绿洲，与中原的农业区远未连成一体，因此，农牧分界线两侧的自然景观还未发生根本性的改观。东汉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农牧分界线甚至有所后退。由于当时南北对峙的政治因素，屯垦的重点转向渭河上游，农业地区逐渐向西发展，与河西地区连成一体（史念海，2001 ）。

初唐至盛唐时期，碣石-龙门一线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区是中央政府重要的养马地区和安置周边各游牧民族降附内迁人口的羁縻州，仍是一派森林草原景观。中唐以后，吐蕃力量强盛，兵锋甚至抵六盘山西麓，在渭河和黄河上游许多农业地区又重新成为草原（史念海，2001 ）。

农牧分界线真正发生变化是在宋代及宋以后。宋是疆土最为狭小的中央王朝，人口压力增大，黄土高原又处于与辽、西夏军事斗争的前线，军事屯田和民间开荒非常普遍，宋朝管辖的地域内逐渐由农牧交错区转变为纯农业区，只是在黄土高原西北部，辽和西夏的地域内还保留有一些草原（史念海，2001 ）。

虽然经过金元之际的战乱，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减少，森林和草原有所恢复，但是明清时期又有了新的演变，农牧分界线无可挽回的向北推移了。明初驱逐元代的统治者，但其后裔仍据有大漠南北，与明廷并峙。为了防止蒙古南下，明廷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明长城通过典型黄土高原北部，同时驻军戍守屯田，客观上形成了一条人为的农牧分界线。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人口的高峰，迫于人口压力，同时由于长城的保护，避免了游牧民族的侵扰，长城以南屯垦迅速发展。除军屯外还有民屯和商（盐）屯，到了明朝后期，陕北等地已经到了无地不耕的地步，大量陡坡地被开垦，水土流失也迅即加强。黄土高原的森林草原无可挽回的消失了，森林只零星的残存于晋西北吕梁山、陕甘边的六盘山以及子午岭、黄龙山等深山里（史念海，2001 ）。

清廷虽与蒙古贵族友好，但执行蒙汉分治的政策，长城仍是事实上的农牧分界。晚清迫于人口压力和财政危机，因与畜牧业相比农耕获利更多，清廷允许蒙古王公出租牧地招徕陕北人垦殖。近代，黄土高原中西部的农牧分界线已经推至北纬40度附近的准格尔旗。而在黄河以东，农牧分界线则远达区外的内蒙古后山地区。黄土高原边缘和内部山地的森林也在遭到大规模的侵蚀，林缘线不断后退。从晚唐到清末的大约1000年间，农牧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中部向北推进了大约4个纬度，在黄河以东向北推进了大约5个纬度；同时延渭河上游向西延伸。大量的森林、草原被破坏了，黄河上游的绿洲和中原的农业区域连成一体，黄土高原的森林只零星地分布于一些偏僻山区。

晚清以来，随着东北平原地区农业的发展，农牧分界线由更接近纬向的龙门碣石线向北延伸，其东段已经由北纬40度附近推进到北纬50度的大小兴安岭，向北移动了大约十个纬度，自然地理界限由近纬向转变为更接近经向。

胡焕庸线是基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因素形成的一种综合自然社会地理分界线，大体分为中南三段。北部为东北西部大兴安岭山麓的森林草原地带。中段由内蒙古高原东南部的长城沿线，通过黄土高原北部，到达黄河上游。南段即横断山脉与四川盆地的缝合部。

胡焕庸线本质上是一条基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形成的农牧分界线，是我国中东部稳定的旱作农业分布最大边界。在起南段主要因为地形因素即由地形起伏带来的温度变化。在中段和北段主要是由于降水因素，其走向接近于400mm等降雨线。农牧分界线属于生态过度带和生态脆弱带，分别为东北森林草原带、北方农牧交错带和横断山地垂直自然带。

对江南的开发是基于两晋、中唐和宋元时期中原居民大量南迁和南方人口自然增殖产生的。南方地区的开发，一方面造成苗、瑶、壮、傣各族由平原退入深山，另一方面除平原稻作外，也发展出山地旱作农业。

（三）突破龙门碣石线的后果

对龙门碣石一线的不断突破和江南的开发使很多不适宜农耕的山林与草原称为了农田，造成了水土流失与生态退化等问题。

大规模垦荒对林草植被的破坏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从东北大兴安岭东南麓和西辽河流域起，向南，胡焕庸一线东南与我国地势第二台阶边缘之间，除了少数河谷盆地底部的平坦地区外，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如太行山脉、黄土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丘陵与周边山地、武陵山地、云贵高原等，同时也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带。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地区人口迅速增加，但严重的水土流失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需求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平衡关系解体，农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从沟台川地发展到梁峁坡地，乃至坡度很陡的沟坬地，广种薄收、倒山种地掠夺性的经营又使大量坡耕地失去肥力而撂荒，从而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在西南岩溶地区，植被破坏也很严重，出现了基岩和砾石堆积物大面积裸露的石漠化现象。

龙门碣石一线以北则出现了由于过度垦殖造成的土地荒漠化。由于人类活动形成的四大沙地，除呼伦贝尔沙地外，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都在碣石-龙门线与线之间。

（四）对胡焕庸线的不断突破

对胡焕庸线最大的突破是黄河、渭河上游，即降水在400mm-500mm的渭河上游黄土丘陵和黄河上游绿洲。这也是和汉代以后开通丝绸之路是一致的。

大体以黑山峡为界，黄河上游绿洲分为两部分，黑山峡以上处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两大高原的特点兼备。山高谷深，地势起伏，由石质高山、黄土丘陵和河谷平川三个地貌单元组成。石质高山横恒于区内北、中、南三段，北段为祁连山和冷龙岭，中段有达坂山、日月山和拉脊山等，南端为西倾山。河流走向受山系制约，较大的河流有北部的大通河、中部的湟水、南部的黄河，但地高水低，开发利用困难。本区大部分属温带，气温垂直地带规律明显，降水量由石质高山向河谷平原递减，天然植被自低向高依次出现荒漠草原、草原、森林和高山草甸景观。森林多分布在高山阴坡，主要树种有山杨、白桦、松、柏、云杉、青海云杉等。与黄土高原东部不同，喜阴的云杉、青海云杉等寒温带暗针叶林为优势植被。本区是黄土高原地区和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区，但由于滥垦、滥伐、过牧，本区林草植被破坏相当严重，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其他环境问题。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黑山以下黄河进入了降水量不足200mm的河套盆地，当土地平坦，自秦汉以来，形成了发达的灌溉农业和我国西北最大的绿洲。这是对胡焕庸线最大的突破，也形成了中原王朝北方防线的前哨和核心。

农业文明时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河套水利促进了对胡焕庸线的第一次突破。对胡焕庸线的再突破也要依靠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以及城市化与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

胡焕庸线沿线是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自北向南有黑龙江干流、嫩江、黄河上中游、白龙江-白水江、大渡河-岷江、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水电基地，内蒙古东部、晋北、鄂尔多斯、陕北、陇东、宁夏等煤矿区，松嫩、科尔沁、陕甘鄂尔多斯等含油气盆地，是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和煤炭、石油、天然气产区。另，冀北、辽西、大兴安岭南麓、内蒙古白云鄂博与狼山山地、西秦岭、西南横断山与三江并流地区，这一系列最具有资源潜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钢铁、有色矿业基地，也集中在胡焕庸线附近。

黄河上中游地区是我国能源的心脏，拥有黄河上游和中游峡谷两大水电基地，陕甘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最重要的含煤和含油气盆地。黄河上游既青海龙羊峡以下，有李家峡、拉西瓦、刘家峡、柴家峡、八盘峡、大峡、小峡等水电站，形成了梯级开发。黄河中游峡谷主要有内蒙古河口镇到山陕之间龙门的黄河大峡谷，以及潼关以下三门峡至桃花峪之间的峡谷，以建成的水库电站有三门峡、天桥、万家寨、小浪底、桃花峪等，其中以万家寨为龙头，桃花峪为龙尾。

特别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控制性枢纽——大柳树枢纽具有灌溉、发电、防洪、防凌、减沙等多方面的作用，在黄土高原及西北地区水土资源配置中起到关键作用，供水控制范围在黄土高原西北部、贺兰山两麓、以及河西走廊东部海拔1000-1500m的高原与荒漠地带。可以实现再造一个“河套平原”，使黄河上游绿洲与关中平原连接，也可以实现将胡焕庸线向西推移几百公里。

随着中国西部地区水利、水电、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中国的人口（经济）地理界限有可能从黑河-腾冲一线向西北移动到迪庆-磴口一线。

（五）西部开发的主战场

黑河-腾冲线与迪庆-磴口线之间可能是未来三十年我国西部开发的主战场。大体又分为三部分。南段即秦岭山地以南，属于西南横断山与三江并流地区水电和矿业基地。中段即秦岭和阴山之间，是大柳树水利枢纽的供水范围。北段即阴山和大兴安岭之间，属于内蒙古中东部能源矿业基地。或许黑河-腾冲线与迪庆-磴口线之间的人口密度永远不可能达到与之比邻的四川盆地、关中平原和京津冀地区的水平，但是可以确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能源、矿产开发，它们将不会再是偏僻荒凉的边疆和荒原，将成为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地区的之一，通过发达的铁路、公路与航空网络。与内地将有密切非常紧密的经济与交通联系。

为了开发大柳树灌区，远景从长江上游取水200亿，在黄河上中游扩灌4000-5000万亩是可行的，规模再大似乎无必要。

黄河水流出上游峡谷后即为计划中的大柳树灌区提供水源。大柳树是我国最大的后备灌区，规划灌区在贺兰山两麓，以及陕甘宁交界处1300-1500m地带，并且可以深入内蒙古鄂尔多斯西部，这一带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气候干旱、非常荒凉，但有水就有绿洲，也可以为我国陕甘蒙宁特大型能源基地建设提供生产生活用水。灌区水源为黄河黑山峡大柳树水库，有河东、河西两条总干渠。

河东总干渠将替代目前建成的固海扬黄和盐环定扬黄工程，将高扬程提水改为低扬程和自流灌溉，总干渠横跨清水、苦水河谷，下游分出三条干渠。北为蒙宁干渠，进入鄂尔多斯西部，到图都斯河；东为陕北干渠，沟通无定河流域；南为陇东干渠，深入陇东高原腹地，并能连通泾河、北洛河上游，形成深入黄土高原内部的供水系统。本来甘肃省也规划从陇南洮河、白龙江、西汉水到陇东高原的省内南水北调工程。陇东高原是块大肥肉不仅是“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塬边”的陇上粮仓，也是新兴的能源（石油、煤炭）基地。

河西总干渠也分出三条干渠，两条向北，迤逦于贺兰山东西两麓，一条向西，即民勤干渠，向石羊河流域调水，或进一步向西延伸，过胭脂山，进入黑河流域。

迪庆-磴口线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即我们的远西部地区，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是永远）将是人烟稀少，难以到达的亚洲腹地地区。

新疆（特别是南疆）是我国通往印度洋的门户，另外一扇门是滇缅走廊。相对而言，新疆西北部（这已经是在亚洲几何中心以西）将是远西部开发的一个热点，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中麓核心区，将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群（乌鲁木齐现在已经是中国西北第二大城市和中亚地区第一大城市）。

新疆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6，但真正适合人类生存的绿洲面积只有约15万平方千米，其中人工绿洲只有7到8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新疆总面积的1/20.但是通过大调水，实现大移民，解决新疆（特别是南疆）问题的构想是不现实的。调水去新疆工程费用太高，而且有新疆沙漠，陕甘宁内蒙也有，从改造沙漠为绿洲、安置剩余人口的角度，没有必要舍近取远。从长江和西南国际河流向新疆调水，即使在工程技术上可行，但在经济上也不可能用于农业用水，只能用于工业和城乡生活。但是目前新疆，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并没有太大的工业用水户。即使未来工业增加，也可以通过农业节水或者开发阿尔金山地区的后备水资源解决，不需要远距离调水。

塔里木盆地的水土资源大约可以维持三到四万平方公里的人工绿洲，因此1500万大约是南疆的一个人口极限，届时绿洲人口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400-500人，相当于中州平原，如果人口继续增加，当地的水土资源就将难以养活当地人口，实际上新疆已经无移民实边的基础。硬为之，只是消耗国力。

从长期看，西南疆三地一州有必要向内地反向移民，以分散过密人口，这也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大柳树灌区大部为沙漠和荒原地带，地势平坦、人烟稀少，适合移民开发，各种社会问题均较少，而且宁夏本身即为汉回杂居之地，尤适合安置新疆穆斯林民族。

从外部向新疆补充水源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案，可能还是从阿尔泰山北麓的鄂毕河上游向额尔齐斯河调水，以替换出额尔齐斯河河水，加大从额尔齐斯河“北水南调”的数量，该工程的受水区是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克拉玛依这一天山北麓的经济中心。

另外当从鄂毕河上游进入额尔齐斯河斋桑泊水库后，还可以进一步向南为巴尔喀什湖补水，以置换出一部伊犁河水量西水东调，该工程的规模和成本不会超过南水北调中线，技术上无太大困难，大体相当于前苏联北水南调规划的一条支线，但需要与哈萨克、俄罗斯两国协调。

根据战略区位与水资源潜力，新疆重点发展的几个地方主要是：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核心区、克拉玛依-塔城、伊犁河谷，以及南疆门户库尔勒-尉犁-库车一带。

新疆每年大约有800亿立方米的径流，其中约1/4出境，有超过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消耗于绿洲，其中天然绿洲约200余亿，人工绿洲约400余亿，天然绿洲与人工绿洲的面积都在7万平方千米以上，因此天然绿洲平均蒸散量（包括降水）约300-400mm，仅能维持草原或稀树草原植被，人工绿洲蒸散量约600-700mm。

南疆塔里木盆地大约有400亿的径流量，其中西部四条河流（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占一半以上，但多消耗于山前冲积扇的新老绿洲，每年进入塔里木河的水量只有50~60亿立方米。

塔里木河中下游主要有渭干河、开都河-博斯腾湖-孔雀河，但几乎与塔里木干流失去了地表水利联系。塔河泛滥不羁，时而断流，时而泛滥淹没中游胡杨林与草场，淹到胡杨树梢的生态用水不要也罢，还很一定的可供挖潜的水资源潜力。

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姆塔格沙漠之间的尉犁县，有塔里木河水和博斯腾湖-孔雀河河水滋养的最后一块绿洲，但上游来水不稳定，绿洲也不稳定。

南疆东南部且末、若羌等零星地区，居民少，车尔臣河及很多小河流域荒芜人烟，直接流入沙漠，水土资源还有一定的开发潜力。而天山山间的吐鲁番、哈密盆地已经入不敷出。

北疆水资源总量但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的额尔齐斯河、伊犁河，一半左右的水资源流出境外，能用于人工绿洲和天然绿洲的水资源只有200余亿立方米，而进入农田的灌溉水可能必须在175亿立方米以上，因此水土资源潜力已经不大。天山北麓天然绿洲已大体为人工绿洲取代，艾比湖、玛纳斯河等流域已无水资源多少潜力，乌鲁木齐河水资源已经严重超采。

新疆农业水资源利用的主要问题还有：绿洲地下水位浅、潜水蒸发造成土壤次生盐碱化；上游排盐排碱，造成下游河流水质恶化；以及平原水库蒸发渗漏损失严重。新疆农业节水潜力更大的是地方灌区，特别是西南疆维族地区。通过开采地下水降低水位，新疆耕地大约可以减少100mm的地表水灌溉量（折合每亩66.7立方米），全疆总计约40亿 立方米，通过山谷水库和地下水库代替平原水库，也可以减少大量的无效蒸发。冲积扇下游地下水位浅、矿化度高、土壤粘重、排水不畅的地区，大约只有发展水旱 轮作或发展稻作，通过大定额灌溉排碱洗盐，并通过地下和地表排水将矿化度的咸水引入绿洲周边的荒漠中，避免污染下游河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还可以发展卤虫、微藻养殖，盐化等盐湖产业。

伊宁和阿勒泰地区是新疆水土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伊犁河谷与额尔齐河谷还都有大量荒地可进一步开垦耕作。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加北新疆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地区供水、用水分布，新疆启动了北水南调的“635”（“635”水库为水源水库，以水库高程为代号）工程建设，工程共分“三期四步”，包括五个水库、三个电站，和总计890公里长的渠道（管道）。一期工程“引额济克”工程（从额尔齐斯河向克拉玛依市调水），目前已经完工，年引水量可达4.5亿立方米。二期工程为“引额济乌”，将调水路线延伸到乌鲁木齐市，两项相加达到引水8.5亿立方米。再在额尔齐斯上游修调节水库（库容可达21亿立方米），以增加调水量。第三期工程是西水东调，把下游布尔津河的水从调到上游“635”水库这里来。将满足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西部地区、乌市、五家渠等地的工农业生产与城乡生活用水。

伊犁河西水东调则包括向南疆调水和向北疆调水两部分。南路调水方案或是在伊河的最大支流特克斯河上游筑坝东自流引水，沟通哈尔克他乌山（西天山南支）北麓诸多河沟，相机向南进入南疆的渭干河流域或向东进入博斯腾湖上游的开都河；或从喀什上游向南引水，沟通巩乃斯河在向东进入巴音布鲁克盆地的开都河上游。北线方案在喀什河中游筑坝，向北过婆罗科努山（西天山北支）自流入艾比湖流域，再向东调水至奎屯地区。

从 伊犁河向渭干河调水后可满足轮台－库车一线的工业和城镇用水，那里是南疆西部新兴石油和煤炭基地，未来的规模将更大。此外，塔里木中游在这一带泛滥改道， 水资源消耗很大，可以对天然河流堵口改造，建闸控制，改对胡杨林的自由泛滥为有计划的轮灌，大约也可以节约数亿方的水资源。

但是，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都流入哈萨克干旱地区，如果上游中国境内用水量过大，必然会影响下游地区的用水，特别是伊犁河尾闾——巴尔喀什湖的生态环境，为加大调水规模，需要从鄂毕河上向额尔齐斯河斋桑泊调水进行补偿，并进一步向南为巴尔喀什湖补水。

另外，新疆东南部阿尔金山山间盆地还有几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基本无法利用，如有必要可以为极度缺水的罗布泊地区和吐哈盆地补充水源。

南水北调西线——国家水网的战略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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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西线——国家水网的战略中枢（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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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浪漫主义的全国河网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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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3：各方案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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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水资源-生态问题及对策兼论南水西调（新瓶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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