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人口红利，中等收入瓶颈

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关键在于工业化和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更重要的体现在于工业的自动化水平。

(一)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劳动的边际效益

影响社会人均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劳动的边际效益。农业生产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在一块土地的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劳动力投入带来的产量增长极其有限。或者说人类的农业产值存在极限，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增加农民，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多少贡献。

机械大工业的产值与劳动力投入大概成正比。但是由于工人的劳动时间总是有限的，因此工业产值也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存在极限。

但是金融、信息、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其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可能＞1，也就是随着效用（产值）增加，投入劳力增加也在增加，但幅度较低。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峡大坝的设计工作量虽然与一座30米以下的小水坝不可能同日而语，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要比实体工程量的差距小得多。同样的，设计、建造一座100万千瓦发电机组投入的劳力也要小于10座10万千瓦的机组。因此，随着机器设备规模的加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那么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产品的边际成本降低。

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关键取决于国民经济的自动化水平。但是随着部分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效率部门或者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较慢部门的价格指数就会增加，因此，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由于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大都转移到中低收入国家。

美国甚至只保留了新材料、基础电子原件、航空发动机、生物制药等少数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极高的领域。但是服务业，特别是直接以顾客为对象的服务业，难以转移到第三国，所以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一般很高。但是服务业外包，如电话咨询，越来越普遍，前往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旅行也越来越多。

（二）高生育率并不能带来人口红利

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迅速跃进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工业、技术、人力基础上，高储蓄率、人口红利和国际市场带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规模化、自动化水平也迅速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水平超出了工资增长水平，这是中国制造在国民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仍保持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

人口红利的根源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只有当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甚至降低到世代交替水平以下，才可能出现少年儿童和老龄化人口比重都比较低、劳动力比较多，低抚养比的橄榄型人口结构，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一个高出生率的国家，即使老年人比重较低，但少年儿童占据到总人口的40%以上，其总抚养比也是比较高的。在高出生率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个妇女要养育5-6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其20岁-45岁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怀孕和哺乳的期间，而不能参加社会生产。这样的社会，即使有人口的数量优势，但并不能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且如果没有必要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支撑，再多的劳动力也未必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红利”变现的重要条件是，劳动力可以从边际效率较低的部门（比如农业）转移到边际效益较高的部门。

我国还有超过2亿的个体农户，户均耕地规模在10亩左右，在我国超过9亿的劳动人口中还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和农村兼业劳动力，但农业增加值只占总GDP的不足10%。农业中的劳动边际效益递减依然存在，农民收入只有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1/3。也就是说，由于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水平有限，我国农村仍然将长期处于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度的阶段。或者说“中等收入瓶颈”将长期存在。

（三）跨越“中等收入瓶颈”必需摆脱“人口红利”

但跨越“中等收入瓶颈”不可能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人口红利”也逐渐由扩张变为收缩。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人口红利”将主要表现为人口素质上的红利，而不单纯是数量上的人口红利。现在，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每年毕业学生（包括大专生）700万以上，占适龄人口的比例超过50%，其中工程师和技士占一般以上，工商管理、财务、营销、金融等经济管理人才超过100万，行政系统和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等社会部门的从业人员也超过100万。

东北地区是我国率先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地区。东北地区人口少，工业化和城市化较为发达，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汽车、船舶、航工、工业自动化都是东北的主导产业，工业结构也符合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增长潜力大。 “辽宁”号航母就是在大连修复的。长春是我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基地之一，沈阳、哈尔滨等地的汽车工业比较发达。沈飞、哈飞是我国重要的固定翼飞机和旋翼机研发、生产基地；沈阳黎明、哈尔滨东安几乎占据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半壁江山。此外，东北还有沈阳和齐齐哈尔的机床和工业自动化设备制造业，哈尔滨的汽轮机和电力设备制造……工农业生产自动化程度高，沈阳东软、大连华信等也是我国重要的软件外包企业。从目前东北人口出生情况看，东北未来人口大概有6000万~7000万，其中农村居民大约1000多万。因此，东北地区率先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肯定会突破“中等收入瓶颈”，但是突破“中等收入瓶颈”，不可能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商品制造业。只有富士康式的大型工厂群迁出，“长三角”、“珠三角”才能突破“中等收入瓶颈”。

实际上，我国每年大约1500万的新参加劳动人口中，大约还有500万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餐饮、零售等劳动密集型的商业和服务业。劳动力充裕、生产要素价格低、环境容量较大的黄渤海沿岸，黄淮平原、长江上中游平原和盆地，一直到西南地区，都将成为新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基地。东南沿海的粤东、闽北、浙南地区仍然可能会保留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有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向国外，主要是南亚、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会形成新的雁阵型发展序列。海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越发达，需求的生产资料就越多，这也是中国出口新的增长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发电水平大体还处于20年前中国90年代水平，中国可以向他们出口发电站，顺便提供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