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共角逐全面展开，随着战局日趋明朗，一道外交选择题，几乎同时摆到了杜鲁门、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的面前......

1946年1月，为便于同中共联系，苏联决定在北平设立使馆代表处，7月升格为总领事馆，使用的是1861年以来俄使团在东交民巷的旧宅。

1946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司徒雷登（接替詹森）为驻华大使，并将大使馆迁至西康路，原上海路馆舍则改为新闻处。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损兵47万。

1948年底，苏联驻华使馆向国内报告说：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对于与美国接触的情况，中共及时向苏联进行了通报，并特别说明中共对美国不感兴趣。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立场，并感谢中共通报的情况。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损兵55万。

1949年1月18日，国民党政府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政府将于21日由南京迁往广州，并要求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政府同意这一要求，苏联大使罗申率领使馆的大部分人员于1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迁至广州，参赞什巴耶夫率其余21人留驻南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使馆随同苏联一起行动。但美国国务院却要求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采取“观望”政策，而派公使衔参赞克拉克前往广州；其他西方国家也效仿美国，将其驻华使节留在了南京。

1949年1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从莫斯科出发，先飞旅顺，再飞石家庄，31日到达西柏坡。期间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3次正式会谈，2月4日至6日，周恩来、任弼时又同米高扬进行个别交谈。2月7日凌晨，米高扬在朱德、任弼时陪同下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后登机回国。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国民党损兵52万，至此，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请求美国国务院授权，以外交官和久居中国老朋友的双重身份，与中共高层接触，以便消除中共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误会，并希望能对中共施加影响。4月6日，国务卿艾奇逊回电，授权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伺机与中共接触。

1949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决定听取司徒雷登的建议，不迁使馆，继续留在南京收集情报、保护侨民，并与中共当局建立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明确地表达倾向性意见：观察几个月或一年后便承认中共新政府。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观变，试图和中共保持接触。

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南京市委，同意黄华（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军管会外事处长）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电报要求，应向美方申明谈话是非正式的，如司徒雷登态度友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如美方表示愿意与中共交涉，不要拒绝。

1949年5月13日，黄华拜访司徒雷登，近两个小时的谈话，按照司徒雷登的描述，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当黄华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后，司徒雷登说：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都可以得到承认。对于黄华提出的美军撤离青岛基地的要求，司徒雷登答应转达，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但同时回避了与国民党政府断交的问题。

1949年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前夕，毛泽东提出，如果美、英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考虑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6月11日，司徒雷登向黄华提出去北平与中共当局会面的要求。鉴于美国不愿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加上留驻南京的苏联参赞列多夫斯基也表示“莫斯科很关心这个问题”，导致中共的态度发生转变，对于司徒雷登是否北上已不感兴趣，特别是不想让美方借此制造舆论（说中共有意与美国发展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当局也不愿主动迈出冒险的一步。

1949年6月28日，周恩来同意与司徒雷登在北平会晤。司徒雷登立即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得到的答复是：“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宣布了中共中央“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

1949年7月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令司徒雷登立即回国述职。

1949年8月2日晨，司徒雷登自南京启程回国，国民党政府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没有照办，而是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新政府，但美国国务院禁止此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乱发议论。

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将他说成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

1949年10月2日，苏联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与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临时代办瓦西科夫迅速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照会，称“由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苏联政府认为它同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终止”。但国民党政府的代理外长叶公超答复说，只有驻苏使馆成员被准许回国后，苏联使馆人员方可离开。如此一来，苏联外交官便沦为人质。两周后问题解决，苏联外交官先搭乘飞机，后转搭客轮，10月20日方抵北京。

1950年2月18日，美国政府最后一名外交官（培根）离开南京返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