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

嗟乎！政治不可因循也，政策不可含混也，吾敢为中央委员切言之。在中央统观吾国大局，以为卫生行政可积极进行也，则宜速定卫生大政之方针，限年处理旧式中医，亦其一端耳。苟以为政情、财情关系，不能积极进行，则宜速示卫生行政之范围，俨然限其年份，而许旧医为医师可耳，慎毋听其零星招谣，浮夸粉饰，外启挪揄之讥，内生纷歧之扰，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爱国热血是不会一日冷却的，无论那一方面，只要有诚意，有理智，我们决不拒绝互相研究。……

焦先生说：“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初建，国人对于西医，开学校，办学院，派送学生留学各国，所费金钱，不知凡几许许。西医学成之后，学术方面未能差强人意，却是资本主义的习气，深深地领会得来，每见他们看一次病，药费的视人论值，成为很平常事体，他如检查须纳检查费、注射须纳注射费，敷洗包扎须纳敷洗包扎费，正规诊金似亦不过一元两元，是诸等等所谓手续费者，可以多至十元二十元”。我晓得焦先生对于西医的学术，是门外汉，“未能差强人意”的一句判断，恐怕不是从学理上探讨出来的话。依我所晓得的，中国人科学医的本领，确实一天一天高强起来，外国人也一天一天认识起来了，和外国比较，确能够并驾齐驱，总理说“学外国科学不是难事”的话，确实是千真万确。不过环境不好，弄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够充分施展手脚。这是国家和社会辜负科学医家，不是科学医家辜负国家社会。焦先生呀！国人呀！请仔细想一想！我们贵中国的国家，派送留学生，向来是和别国不同。当派送的时候，像煞是乐育人材，等到学成归国，却不去想想利用他的方法，安置他的位置，任凭他们散漫游衍，一辈子不管，于是乎学工回来的却去做商，学农回来的却去赶做官生活，而且所做的商，所做的官，和他所学的，又是完全不相干。请问：教他们如何施展才学呢？统盘都是如此，何独医学呢？金钱用得不得当，费了金钱，不收实效，显然是政治未良，立法未善的结果，反要责备我们，岂是天提良心的话？！

焦先生说：“……乃去年广州发生霍乱，报纸所载，只自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日中间，因霍乱死亡，棺木销售多至八百具，其有贫苦无从盛殓者，尚不在内。嗣闻山、陕两省，亦发生是项时疫，卫生署拨巨额国币，派员救济，结果死人累累，达数十万。这些负责卫生行政的人，既不能防之于前，又不能治之于后，平日徒事排挤国医，反躬自问，能无惭愧？”这是焦先生责备卫生行政的人们无能力，同时表示西医治疫无能力，请问这时候国医躲在那里？焦先生躲在那里？如果有较好办法，较高明手段，何以不率领贵国医馆的人才，来施能为救济民众？临时袖手旁观，畏难藏拙，风潮过了，却出来讲风凉话，这种行为，最于人格有关。我希望焦先生引导国人到高尚一条路上去。唉！国人唉！治疫的方法，最要紧是把最初第一个发生疫病的人，严密地赶快隔离。所以做医生的人，对于传染病的智识不可不有，否则贻害社会不可计数，真是危险万分。我们贵中国，平日放着诊察不精确而且多数反对细菌的贵国医布满社会，临阵碰着恶疫，只认做伏暑滞积，纵敌玩寇，任他蔓延，教卫生行政的人，怎样预防？等到大火燎原，不责备平时反对细菌的罪过，不觉悟临阵诊察不精确的错误，不自认祸国殃民，却来责备西医高下从心，真是抹煞良心了。……

《申报》1933-09-25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