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大型国际科学会议。”凡是参过的人都这么说。

1964年8月下旬，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共计三百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围绕着如何突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封锁，发展独立的、本民族的科学、经济和文化事业展开了广泛而且深入的探讨。会议按照理、工、农、医、政治法律、经济、哲学历史、教育语言文学等不同学科划分了二十多个分会场，分会场的主持人分别由各国科学家轮流担任。各国科学家们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科学论文，他们的研究工作涉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反映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独立的新兴国家的科学家们如何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面临的各种问题，反复进行科学实验，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所有的学科领域，新中国的培养的年轻科学家们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国青年科学家的风采。在生物领域，中国生物化学家钮经义、邹承鲁和有机化学家汪猷、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邢其毅等人合作撰写的论文，向各国科学家介绍了中国科学家最近几年在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方面取得的成绩。这篇论文宣读以后，各国科学家热烈鼓掌，祝贺中国科学家的成就，论文作者们应各国科学家的要求，在会场上站起来和大家见了面。在医学领域，中国的科学家们还报告了我国在防治血吸虫病和疟疾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

在物理学科的分会场，中国的青年科学家们也报告了他们的研究工作。戴元本的报告题目是《高度奇异位势和一类非定域位势的Regge行为》，高崇寿的报告题目是《八重态理论与强相互作用粒子的分类》。丁渝报告了中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原子束仪”的结构，以及利用这种观测原子超精细结构的仪器进行的实验工作。顾以藩和于敏则分别介绍了快中子物理方面的实验工作和原子核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此外，萧健和姜承烈也宣读了论文。这些报告，展示了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科研人员在攀登基础科学高峰方面取得的成果。

在中国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代表团中，还有两位工人代表，唐应斌和倪志福。唐应斌来自于上海江南造船厂，他报告了利用“电渣焊”制造万吨水压机的过程。倪志福来自北京市第一机床厂，他的报告题目是《倪志福钻头》。在旧中国，很多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读书，很早就为生计而奔波。唐应斌和倪志福都只读过三年小学，然后进入工厂当童工。在新中国，广大工人的智慧和创造性才被解放出来，他们成为各个领域的技术能手和工程师，代表新中国的工人阶级登上世界科学的讲坛，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工人的崭新风貌。

在所有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外国代表团中，日本代表团是人数最多的一支，由61位专家组成。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名古屋大学教授坂田昌一任代表团团长，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法政大学教授柘植秀臣、日本学术会议会员福岛要一和东京大学教授宗像诚也任副团长。来中国参加科学讨论会以前，坂田昌一教授在日本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北京科学会议的意义》的文章。他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可以彼此交流经验，在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原则的指导下，紧密加强团结，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井上清也在《赤旗报》上撰文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共聚一堂，进行一切科学领域的讨论，是世界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必将开辟科学的新时代。尽管受到了重重阻挠，坂田昌一教授等人还是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召开之前到达了北京。

1964年8月21日，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坂田昌一教授代表日本代表团致词。日本立教大学教授町田茂在分组会上宣读了两篇基础物理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介绍了基本粒子分类的坂田模型，坂田昌一教授出席了论文报告。会议期间，坂田教授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8月23日下午，毛主席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接见了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主席团成员和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全体科学家。周培源教授依次介绍各国代表团团长，毛主席同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并进行了短暂交谈。当轮到坂田昌一教授的时候，周培源教授介绍说：“这是我的同行，坂田昌一教授，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毛主席紧紧握住坂田昌一教授的手，说：“欢迎你到中国来，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读过了。” 主席接着又说：“就是那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坂田昌一教授感到非常惊奇，又非常兴奋。这样一位领导七亿多中国人民实现解放，建立了新中国的伟大的政治家，《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作者，现代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竟然读过自己的文章。坂田昌一教授万分感动。主席还和坂田昌一教授讨论了自然辩证法。后来，坂田昌一教授回忆说：“与主席进行的对话，令我感到非常愉快，但是遗憾的是时间太短了。……这是此次中国之旅最为精彩的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与主席那温暖的大手接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