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元芳，你怎么看？”这个网络流行语非常火，科学网上的博主们也经常使用。估计元芳快撑不住了，要累死了。俺最后再用一次，别人就歇歇吧，否则元芳会怪你们的，呵呵。

昨晚，付老弟请俺们几个朋友咪西，由于相谈甚欢，气氛热烈，俺喝的比较猛，很快就招架不住了，一回家就进入了梦乡。睡得早，自然起来的也早。早上醒来，看看新闻，一不留神看到了《高校教师生存现状调查：争相奔钱奔官》的报道，报道中提到了一个新词“三奔一荒”：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若教师们都是这么个奔法和荒法，能为学生们树立神马榜样？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可持续发展吗？

报道中说：“奔钱”已属常见行为。不少教师既在外兼职又对外承担课题；有的教师业余开公司，到电视台配音，兼职当律师，拍摄影视剧，而各处讲课则是最普遍也最常规的兼职方式。

“奔官”则是一个新动向。教师们向行政位置转行，争相担任行政职务。报告描述说，因为行政部门掌握了学校的机会和资源，纯从事教学的教授们缺乏影响力，对能否申请到资源缺乏确定性，一些教授争当处长，甚至当科长。接受座谈的教师们也纷纷表示，“当官有用，创新和教学好没用”；“当教授又当处长，机会就多”；“当官在学术上有损失，但总比被别人支配要强”。

出现这种现象，自然有体制上的深层次原因，俺不想多说。在中国要想占领更多的科研和行政资源，只有当官，还得当大官。俺们圈里的几位大牛，都是副校长级的人物，基金重点项目、973项目、国家奖励啦，是一个都不能少。当官的好处大大的有，自然好多人趋之若鹜。有时在一起开会，没人谈学术，谈得多的是你拿到了什么项目，经费有多少。

但这样下去，把“桃李”们都会教坏了，下一代看不到科研创新的希望，看到的是“三奔一荒”，以后谁来静心搞科研、搞教学？或许“逃离科研”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学者们以“占领学术制高点”为目标，“从科研突破的过程中寻找乐趣并沉醉其中”，我国的科研才能走在世界前列，才能实现诺奖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若如此，则国家幸甚，下一代幸甚，学术幸甚。

以下引自：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1/272053.shtm

扎堆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近来俨然已成为大众舆论集中炮轰的对象。被寄以改良社会期待的“天之骄子”们，一毕业就直奔稳定生活和良好保障的“公务员”而去。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不光学子们，就连高校老师，也在绞尽脑汁试图谋取一官半职，以给自己越来越疲于奔命的职业上一份稳妥可靠的“保险”。

高校教师生存现状：奔钱、奔官

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课题组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走访了上百名在京高校的负责人、教师并回收数千份问卷。在研究报告中，他们把高校教师的状态描述为“三奔一荒”：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奔钱”已属常见行为。不少教师既在外兼职又对外承担课题；有的教师业余开公司，到电视台配音，兼职当律师，拍摄影视剧，而各处讲课则是最普遍也最常规的兼职方式。

“奔官”则是一个新动向。教师们向行政位置转行，争相担任行政职务。报告描述说，因为行政部门掌握了学校的机会和资源，纯从事教学的教授们缺乏影响力，对能否申请到资源缺乏确定性，一些教授争当处长，甚至当科长。接受座谈的教师们也纷纷表示，“当官有用，创新和教学好没用”；“当教授又当处长，机会就多”；“当官在学术上有损失，但总比被别人支配要强”。

兼任行政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原本是高校里的行政人员名利双收的一种典型方式。研究称，高校行政部门负责人常常挤占教师的职称名额。一位受访的老教授说，“我在学校兢兢业业干了20多年，成果按说不少，但是到现在没有评上教授。新来的党委书记没有专业，没有教过课，却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教授。”

报告认为，实际中看来，这一做法能帮助行政人员掌握双份的好处，例如掌握校内科研经费，自己给自己设置和批准课题，自己给自己验收成果。至于“小金库”、经费分拨中的权钱交易等等，更是不一而足。

而当教师们也纷纷放下面子去争做官，大学就继“学术泡沫”之后膨胀出了新的“行政泡沫”。一些高校出现了教授去竞聘处长甚至副处长的情况，教师中对此有“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的形容。

制度寻租泛滥使教师“眼红”

从北京地区11所市属高校、7所部属院校回收的1647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等学校内行政人员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教学人员。同样具有教授职称，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者2010年的年工资收入平均为13.6万元，比不担任行政职务者多2.4万元。同样具有副教授职称，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者平均为10.1万元，比不担任行政职务者多2.5万元。

而课题收入方面，担任行政职务者的课题收入是不担任者的2.2倍。这一收入随职阶提高也在不断上行，兼任处级职务教师的年收入也接近兼任科级职务者的2倍。

但另一面，高校教师的收入却略低于同级公务员水准。调查称，2010年北京市正教授的收入处于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正厅局级和副厅局级之间，副教授的收入处于正处级和副处级之间但基本与副处级相同，讲师的收入既低于正科级也低于副科级，助教的收入则明显低于办事员。

教师们耳闻目睹上述情形，自然不甘心放弃从行政职务中分一杯羹的机会。更何况，兼任行政职务后，工作量往往反而轻减。

报告中引述的某高校两位女教师在座谈中表示，自己从副教授转为了学院的办公室主任，原来当老师教机械制图的时候，每次教学都必须布置大量的作业，每份作业千差万别，每个错误之处都要标出。由于课多、班多、学生多，判作业每次都到深夜，不但疲惫不堪，还担心出事故，不是睡不着觉就是做噩梦，梦见迟到了、出错了。而到了行政岗位后，一下子松快许多。

仍旧为钱、官和项目奔忙的教师们，则不得不以学术质量为代价。教师们自己也承认，大家都不讲学术了，“真是为国家的科研担心”。报告中，一位“海归”指出，回国后看到了不少学术造假，但却是情非得已，“我回来后，一个月几千块钱根本就不够，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大家都要去搞项目，写论文，不管真假，然后再评职称。”他认为，是制度“逼着你造假”。

研究者：高校教师工资应与公务员挂钩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荆将“教师的工资与公务员工资系统挂钩”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整体方案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他表示，这也是德国、法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通行的做法。

“国外高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类，而我国绝大部分高校都是国立，还有少量民办。国外的国立高校里，教师薪酬一般是以公务员工资为基准，再高10%左右。”张荆说，这是他们考察国外高校得到的结论。

他认为，国家理当全额负担高校教师的薪酬。但在现行制度下，国家只负责正式教师的基本工资，收入结构中设计的绩效工资必须依靠学校和教师去市场中赚取。而另一方面，教育作为民生之本和公共服务，其市场价格被国家严格控制。这意味着教师不能依赖学校，而要单打独斗地去挣回自己的“市场价”，而这一切，都必须在满足越来越繁重的学校考核指标之余，另辟时间空间完成。

不希望陷入上述苦力循环的教师，只能“奔官”。

“高校教师对于收入是否公平所持的重要标准是公务员。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只要高校教师的收入低于公务员和其他主流群体，就会感到不平衡、不公平。”报告中写道。“公立高校教师工资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与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资体系挂钩，通过科学测算、多方评估和民主参与程序，确定高校教师不同专业职称等级与行政部门公务员不同职务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对两者实行捆绑性调整，无论公务员还是高校教师，只要一方调整，另一方也同步同比例地调整。还要使不同院校相同职位的教师的收入基本相同。”

“还有另一条路，就是私立大学，完全放开。”张荆说，“走市场化经营的路子，提高学费，由董事会来管理学校，日本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但他显然不大看好目前走这条路的可能性。

除了教师薪酬体系不公平，过度行政化、专业人士缺乏参与、权钱交易和学术腐败、考核制度设计不科学等问题，彼此环环相扣，处于一个共同拖累高校学术质量和长期人才培养能力的因果链上。一位研究受访者描述自己的生存状态时说：“一天忙下来之后，你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成就感；一年忙下来之后，觉得没日没夜，却没做成什么像模像样的大事。你发现自己总在忙忙碌碌，却说不出来在忙什么。”

研究者认为，此前“由行政部门发起、由行政部门设计、由行政部门执行”的高校改革，让高等院校的行政化倾向有增无减，加剧了院校管理和教师工作的混乱。他们主张，应重新审视此前和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改革乃至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切实遵循高校管理和高校教师积极性调动的基本规律，纠正愈演愈烈的过度行政化，并给予教师公平的待遇。 （原标题：高校教师生存现状争相奔钱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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