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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三）

已有 2910 次阅读 2021-6-5 21:51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文章来源:转载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发布时间：2021-03-26 19:49:42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潘岳

中华选择中华

与狄奥多里克、波爱修斯君臣关系非常相似的，中国有两对人物。一对是前秦的苻坚与王猛，一对是北魏的拓跋焘与崔浩。

先说第一对。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名士。当时东晋也一度北伐，大将军桓温打进了关中，天下名士对他期许甚高。王猛见了他，双方互摸了下底。桓温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王猛拒绝了。拒绝的第一个原因是桓温并不真正想搞“大一统”。王猛对他说，你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过灞水，大家已知道你并没有统一天下之真心³⁸。

王猛选择了苻坚。因为苻坚立志大一统。他一个氐族人，一生不论顺逆，心心念念就是“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他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偏要冒险南伐东晋，他说，“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够得到“天命”³⁹。苻坚身为百战豪杰，并非不知风险，只是“大一统”的最终志向是不计较个人成败的。这和诸葛亮的“王业不偏安”是一个道理。东晋明明有能力，却从未全心全意地北伐。苻坚虽大败于淝水而被史家嘲笑，然以初心使命而论，南北相比，高下立判。

王猛拒绝桓温的第二个原因，是东晋为政之道与王猛的理想不一样。东晋太讲究门阀政治，王猛的理想是儒法并行的汉制。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强豪”；一方面要儒家的“拔幽滞，显贤才，劝课农桑，教以廉耻”。

东晋按门第任官，而苻坚却从下层选拔精英，号称“多士”⁴⁰。东晋“天下户口半数入门阀”，而苻坚直通基层，亲自或遣使巡查汉人百姓和“戎夷种落”⁴¹。东晋搞玄学，为政讲风雅。而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找的是“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氐人的前秦，比起汉人的东晋更符合王猛对于“汉制”的理解。“汉”在王猛这类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统种族，而是制度理想。中华世界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世界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正统。

再说第二对。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世族子弟，在北魏历仕三朝，博览经史百家，精通玄象阴阳，又长于计谋，自比张良。一方面，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驱逐柔然，荡平大夏，消灭北燕，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⁴²。另一方面，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

拓跋焘无比宠信崔浩，亲临他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鲜卑贵族对太武帝“偏听”崔浩极其不满，甚至发生过匈奴贵族与鲜卑贵族共谋的未遂政变。

与波爱修斯一样，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他在主修北魏史时，书录了鲜卑人部落时代的“收继婚”等旧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时鲜卑人已接受了中原的伦理观，且自称炎黄后裔，对于这种“揭丑”非常愤怒。又正赶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纷纷状告崔浩侮辱先人，还传闻崔浩密谋投宋——因为崔浩家族太庞大，其本族和姻亲都有别支在南朝。拓跋焘盛怒下将清河崔氏灭族。此时，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备受戮辱。⁴³

汉人与鲜卑的融合会因为崔浩之狱而骤然中止吗？鲜卑人和汉人的故事，偏与哥特和罗马不同。

与罗马贵族屡次背叛哥特不同，清河崔氏灭门后各个支系旁系依然留在北魏。当孝文帝即位后，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复为北魏朝臣，重修北魏史。尤其崔鸿，收罗各种残余史料，撰成了《十六国春秋》100卷，记录了五胡各政权史实。

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急速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崔浩虽死，其政犹在。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汉人与鲜卑人都没以个人荣辱来构建政治，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敦煌莫高窟

出土的北魏泥塑

法兰克的疏离

当哥特人消失在欧洲舞台后，命运之神降临法兰克。

法兰克是“蛮族迁徙”中唯一算不上“大迁徙”的族群。他们长期生活在比利时海岸与莱茵河沿岸，只不过是从世居之地稍稍南下。与东哥特占据意大利大致同时，法兰克占据罗马高卢行省，创立墨洛温王朝，在6世纪大致统一了今日法国疆域，7世纪中期改朝换代为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欧洲，疆土上接近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并立于世。

为什么东哥特人被罗马人消灭而法兰克人却能够发展壮大？主要原因是法兰克王克洛维改宗了罗马基督教。克洛维以残酷闻名，他刚参加完宗教大会，就能亲手用斧头直劈人头。但就因为他改了宗，而狄奥多里克死不肯改，基督教会庞大势力便不遗余力地支持了他。

除了同信基督教，法兰克与罗马文明可没多少共同之处。

罗马皇帝的短发上戴着桂冠，法兰克国王始终留着蛮族标志的长发，被称为“长发的国王”。

罗马是城市文明，拥有凯旋门和宫殿，但法兰克国王们喜欢住在农庄，四周建有畜舍饲养着牛和鸡，奴隶生产的粮食和酒还可以出售。罗马是中央财政税收，法兰克王室是“私人庄宅”经济。

罗马律法虽然内外有别，但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平等。但法兰克习惯法实行等级制。《萨利克法典》严正宣称法兰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值钱。杀死一个法兰克普通人赔偿200苏，而高卢普通人赔50~100苏就够了⁴⁴。这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别，转化成了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族群差别，进而转化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学者布兰维埃利还论证说，法兰西贵族是征服了高卢的法兰克后裔，理应继承祖先的特权，而法国第三等级是高卢罗马人的后裔，理应被统治，没有资格要求政治权利⁴⁵。

罗马法讲究证据，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蛮族法采用简便的裁定法与神意判决，如火裁法、水裁法⁴⁶。证据不足时就靠“决斗”，文弱的罗马人常因打不过高大的法兰克人而放弃起诉。这种不讲道理讲拳头的蛮族习惯，日后竟被很多人尊为贵族骑士精神。

西罗马中上层拥有精密的财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时官吏达4万人。法兰克彻底抛弃了官僚制而实施了封建采邑制。采邑是指国王把土地封赏给臣属，形成封君与封臣以土地和军役为纽带的效忠关系。最初土地不能世袭，但年深日久，土地被强大的贵族变为世袭财产，形成了欧洲中世纪国王、大中小领主层层分封制。领主在采邑内享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权力，生杀予夺集于一身，俨然独立王国。孟德斯鸠说，查理·马特实行釆邑制度改革之后，国家被分割成众多的釆邑，也就没有执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了，也就没有向地方派遣专门官吏巡视与监督司法和政治事项的必要了⁴⁷。

法兰克在统一战争中兼并的其他蛮族王国，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收归中央管理；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⁴⁸。所谓国王，就是最大的地主。法兰克几代国王死后都将国土均分诸子。王权地方化，遍地是国王。日耳曼诸族之后，是斯拉夫诸族大规模侵入东欧，后者与前者的建国方式、制度选择如出一辙。罗马后的欧洲再未统一过。理解这段历史，才会理解欧洲未来政治的演变。

位于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

封建政治与文官政治

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近在眼前，法兰克为何偏要选择封建制？

罗马法体系和官僚制度都记载于拉丁文的法典和史书，但日耳曼领袖们不让族人学习罗马文化，因而无法掌握这些历史经验。如哥特的男童只能学母语而不能学拉丁文，谁学就要挨骂。

日耳曼族内语言直到8世纪之前尚未形成书面文字。由于拒绝学习希腊罗马文字，中世纪早期的300年中（从公元476—800年）的日耳曼诸族普遍不能书写。求知欲强的查理曼大帝会说蹩脚的拉丁语，但依然不会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竟然都不会写字。与中国宋太祖同期的奥托大帝30岁才开始识文断字，与宋仁宗同时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书信，欧洲绝大多数封建贵族都是文盲。

不能书写，就无法处理复杂的文书，就无法建立文官系统，就无法运行精密的罗马法律。如史家布洛赫所言，“虽然大多数领主和众多大贵族（名义上）都是行政官和法官：但作为行政官，他们却无力亲自研究一份报告或一张账单；作为法官，他们的判决则是用法庭听不懂的语言记载”⁴⁹。无法运行官僚制度进行管理，就只能搞简便易行的封建制度，而不具有对庞大国土的管理能力。当时能培养知识精英的，只有修道院和教会学校。诸侯们不得不依靠领地上的教士搞行政。查理曼大帝就任用主教充当外交官和巡阅⁵⁰，他的绝大多数敕令、公告与训诫都出自英格兰修士阿尔琴之手。几个世纪里，法兰克诸王的大臣职位都由教会人员居首。教士们不仅是精神世界的诠释者，还成了行政权力的掌握者。

这和罗马帝国的政教关系不同。“罗马教皇”是由罗马皇帝的敕令确定的（445年）⁵¹，总体上皇权高于教权。但在法兰克王国，教会与王权共治天下。教会不仅全面参政，还成为大领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税企图⁵²。法兰克人对于行政权力的让渡，成为日后“普世教会”崛起的基础。本来，日耳曼传统中也有珍贵的遗产，如代议民主制就产生于他们的军事民主制而不是产生于罗马官僚制，但他们未能嫁接好罗马制度，导致数百年宗教垄断。

有学者说，日耳曼人选择自治和封建，乃是出于“自由的天性”。孟德斯鸠就认为，日耳曼诸族天性喜欢“分居”和“独立”的生活方式。“日耳曼人的居住地被沼泽、河泊、森林所分割……这些部族是喜欢分居的。……当这些部族分开的时候，它们全都是自由、独立的；当它们混合的时候，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各族共有一个国家；但又各有自己的政府；领土是共同的；部族是各异的”⁵³。因此，日耳曼各王国独立分散，不追求彼此融合，形成了多中心格局。

而中国的五胡同样是草原与森林游牧民族；同样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样热爱自由；同样受制于游牧社会的天然“分散性”。但五胡却并没有回到更适合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线，而是主动恢复了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政权，从来不是一族一国⁵⁴。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官僚政治，从来不用宗教代理。五胡君主们大都笃信佛教，但他们做政治决策时，从不需要以佛教为判断依据，也不需要佛教动员基层，他们有着发达的文官系统与运用官僚制度的能力。北魏佛风极盛，著名的佛教石窟都凿就于此朝。寺院以万计，僧人以百万计，占有大量寺户庙产，和法兰克教会一样是大地主⁵⁵。但北朝君主没有被宗教捆绑，反而出手关闭寺庙，收回田产，将人口重新纳入编户。

古罗马万神殿

分割世界与混一天下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法兰克帝国因为这一加冕变成“罗马”了吗？欧洲学界争论了几百年。史家们不得不承认，法兰克对“罗马继承者”半心半意。查理曼曾说，他并不喜欢罗马皇帝的称号，假如早知道教皇想加冕，他就不会进入圣彼得教堂⁵⁶。查理曼称帝后仍保留了“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的头衔，在806年著名的《分国诏书》中甚至没提“罗马皇帝”。

法兰克人并不仰慕罗马。96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派遣一个伦巴第人主教出使拜占庭。拜占庭说他没资格代表“罗马人”。主教则答说，在法兰克说“罗马人”这个词是一种侮辱⁵⁷。

法兰克与罗马分离的意愿，最明确地体现在法兰克的史书中。

在罗马帝国的黄金年代，罗马编年史是“百川归海”，虽有不同王国与诸多族群的源流，但最终汇入罗马世界，“上帝的计划”在罗马帝国实现。而在哥特与法兰克的自行编史中，却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把罗马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蛮族对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占”变成了“天然继承”。这种“造史运动”在法兰克《弗里德加编年史》中达到顶峰——“罗马秩序”甚至从未存在过，“罗马世界”从开端就是一系列族群和王国的平行发展，而且最终也没有汇入罗马帝国。罗马人，只不过是诸多族群中的一个而已。

完成这个转变的工具，就是“种族性”（gens）这一概念⁵⁸。“种族性”增强了日耳曼人的自我认同，以此将日耳曼世界从曾经依附的罗马秩序中解放出来。“族群分治”成为了日耳曼世界的核心特征。

查理曼帝国是由不同的“族群集体”构成的。宫廷史家们将查理曼帝国刻画为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人、图灵根人、萨克森人、勃艮第人和阿奎丹人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之处只在一个基督教。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

而五胡的史观却与蛮族史观完全不同。不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⁵⁹。

在族群认同上，欧洲蛮族史力图彻底切割本族群与罗马的关系，寻找自己族群遥远的始祖神话，证明自己是罗马世界的“外人”；而中国五胡史书都试图论证部族起源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绝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从地缘血缘上自证为炎黄后裔，是华夏的亲人⁶⁰。

在族群治理上，欧洲蛮族通过法律设置人为区隔，决不实行族群混居。而五胡从来提倡多族群混居。两汉时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长与汉廷官吏双重管理，而五胡自己发展出的人口政策，则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五胡大规模移民竟达50余次⁶¹，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⁶²。北魏更彻底，直接喊出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口号，打破部族酋长制，实行编户齐民。

在世界观上，欧洲蛮族史观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而中国五胡史观则强调文明身份不由族群而由德行决定。五胡君主们最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都是中国的圣人”⁶³，据此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在统一问题上，欧洲蛮族史观认为罗马世界不应当是统一的，应当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中国五胡史观则认为中华天下应当是统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个族群当道，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

在政统建构上，欧洲蛮族史观并不热衷继承西罗马帝国遗产，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中国五胡史观则用各种方法将政权置于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年年与南朝争正统。

经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汉族血统基因当以哪朝为标准？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

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五胡君主虽然习俗上皆有祖风，但政治楷模却是汉人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⁶⁴。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能理解五胡为什么不肯像法兰克那样与罗马分离，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非要以“华夷大一统”为理想⁶⁵。

如果说古日耳曼人习惯于“自由分居”，那么中华各族群则始终存有“天下之志”。伦巴第人面对东罗马皇帝的讥讽时，不过回嘴说，我们不稀罕当罗马人。可北魏人面对南朝的讥讽时，却回骂南朝为“岛夷”，称自己才是中华正统。因为北魏不仅据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⁶⁶。

这不是一句虚话。从东晋末年刘裕篡位开始，出现了南朝大批知识分子“北奔”的现象。北魏后期把洛阳营造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饥似渴地吸纳南朝官制、衣冠礼乐、书画文学，并加以创新⁶⁷。经学上贯通南北的大儒明显多于南朝⁶⁸。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与北人交游舌战后叹息道，南人总以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现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北朝是“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自己是“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以“北人安可不重？”⁶⁹。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文化上融合创新。五胡这样的气概，是欧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与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与汉朝文艺的朴拙简约相比，隋唐文艺更雄浑博大。北魏北齐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与魏晋风度。隋唐的七部乐、九部乐，既有中原曲调（《清商伎》《文康伎》），也有北朝盛行的异域之乐（《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琵琶本诞生于西域，亦成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亚风和波斯风并没有被视为“异质”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华族群的热爱⁷⁰。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就会把“族群融合”误解为“族群同化”，就会把“文化融合”误解为“文化挪用”。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远在族群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