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明

五

狂风骤起乌云翻，

暴雨倾泻浪涛天。

善良明灯心中擎，

携手共进避风湾。

在中国的小四清运动中，爸爸被派遣到许昌农村，后来又转移到淮阳县的乡间。爸爸一年就回家一两次，而且每次回家也只能待上两天，我们和爸爸说话的时间很少。一天我正在院子里与小朋友玩游戏，看到爸爸拎包出门，我就急忙悄悄跟在他身后，径直走到长途汽车站，我随在爸爸身后上了车，可是验票的人拦住我要车票。爸爸才知道我的存在和执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乘车要有钱买票，而且那之前还从来没有上过汽车。他们费了很多时间才把我哄下车，我拦在车头前又别执了一会儿，尽管一车的乘客都为我求情，最后我看实在无望才悻悻不乐地放弃，失望地慢慢回家。后来爸爸回忆说：“他被我感动地落泪，很后悔没有带上我。”可是那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工作纪律也不允许。他觉得：这个唯一的女儿给他的感情最深，执拗地含情脉脉。其实我们小时候有点敬畏爸爸，妈妈常常告诉我们：爸爸长期在外又生活得很艰苦，几乎每天连清汤寡水的饭也食不果腹。爸爸其实很爱家、爱我们，爸爸比较传统，又不苟言笑，才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妈妈常常告诫我们：每次爸爸回家要让爸爸感觉到家的温暖，要用实际行动让爸爸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爱。

1966年秋天，天上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阵阵冷风吹落片片枯叶。俗话说：一场秋风一层寒，秋风带人入冬天。上学的路上，突然看到一些中学生，手里拿着锤子，长竹竿和梯子，爬到临街的房顶上，敲击上面有花鸟浮雕的房檐，以及屋脊上的飞龙走兽。他们还高喊口号：“破除四旧，扫荡迷信，打倒风、资、修。”

到了学校，红小兵的头目开始上讲台号召我们批判校长、教务长们为走资派、保皇派，批判一些老师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一时起大字报铺天盖地，还有些学生开始揪斗那些资本家、地主和富农家出身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革命火焰越烧越烈席卷到我们的小城。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地、富、反、坏、右被批斗，被抄家。一些身边的人一下子就遭到无情地打斗和辱骂。我不理解这些人和事儿，而且极其恐惧不安，只怕我们家想不到哪天也会有如此下场。妈妈和姥姥一起把她的嫁妆衣，甚至多年舍不得用的一条缎子被面都剪碎丢入厕所或分散掩埋。姥姥家中堂挂的一巨幅水墨画-猴子望月，也遭到粉身碎骨片甲不留的霉运。  

这时爸爸已经结束了他的四清工作，回到家中，每天正常上下班。可是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一个接一个的成立互相对立辩论，而后是大打出手。爸爸被迫也要表态站队，好像他总是站错队，总是保守，总是赶快检讨认错。妈妈总是借口自己没有文化，认识水平不高什么队也不站，批判大会她手捧毛主席语录看，有时还振振有词地背诵老三篇。我们学校彻底停课闹革命，我和弟弟每天在家，做完家务看小说。那时爸爸妈妈都要上班而且夜晚还要去单位开会，我就守着一盏小煤油灯读小说，只要私下能借来的都会觉得津津有味，爱不失手。[海岛女民兵]，[青春之歌]，[边疆晓歌]，[英雄儿女]，[钟山风雨]，[艳阳天]等等，一些中文的苏联反特小说，以及英法国小说。有时眼前一片模糊，泪水伴着小说的情节与主人公的命运一起流淌。在家窝了两年，终于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们顺利地升人中学。

妈妈每天早上4点钟就得起床去粮食交易所上班，那里是农民进行粮食交易买卖的场所。河南人勤劳能体现在这大早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上。妈妈下班的时间也早，到家之后，她的手里从来就没有闲过。那时的姥姥照看着我大姨从贵州送回老家的三个孩子和四舅从陕西送回老家的两个儿女，这五个2-10岁儿童的吃喝很让姥姥操劳，我妈妈就主动承担了他们各自的穿戴。妈妈为他们做各式各样的鞋子和四季的衣服。妈妈同时还要负责承做我们全家的吃穿。直到现今妈妈还存放着他那时给我们做的衣服和鞋子，它们都凝聚着妈妈的心血和汗水。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的小弟出生了，他给全家带来了更多的勃勃生气。爸爸高兴地带领全院的孩子们唱了一晚上的样板戏。妈妈给小弟缝制的衣服上，原本妈妈要秀上花鸟，爸爸怕被批判为四旧，就用铅笔写上了“毛主席万岁！”的字样，而后让我们每人至少负责用彩线秀出一个字来。

很快形势又有了新动向，一打三反的运动发起了。爸爸妈妈都要去蹲封闭式的学习班，爸爸去了很远的乡下，妈妈去的地方虽然不远，但是日夜都要禁锢在那里。我的姥姥去了贵州大姨家里。每天只有我带领着两个弟弟在家。到了夜晚小弟饿的哭呀哭，那时根本就没有钱买奶粉，炼乳，更没有钱买鲜奶，而且也没有地方可买。我用棉衣盖着小弟的头，蒙上他的眼睛，抱着他不停地走，告诉他去找妈妈。当他感觉到我是向门口走的时候就停止哭叫，可是当我有个小拐弯时他能立即感觉到我又往回走就开始哭叫，而且还一边在嘴里猛吸他自己的舌头和嘴唇，这时的我也一起默默流着心酸的眼泪。

星期天，我和同学用小车推着小弟走了很远的路去看望妈妈，敲开了紧闭的大门之后，一位态度非常严肃的男人紧绷着脸问：“找谁？”，他听了我报上的妈妈名字之后，甩出一句：“不准接待任何人”，根本没有给我再说话的机会，就咣铛关上大门。我的心紧缩地更厉害，强忍着眼泪不敢正眼面对我同学，怕她对同学们宣布我妈妈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可是，这位同学反而安慰我说：“不用怕，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哥哥、嫂嫂和爸爸都进了这样的学习班”。过了一天，看到妈妈突然回到家里，我是又惊又喜。妈妈告诉我，她当天知道了我去找她的事以及看门人的态度之后，就想到我会担惊受怕。她找了大小的头目以孩子小需要大人照看为理由请求回家，因为她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又文化不高不懂怎么上纲上线搞批判，结果就被允了。妈妈讲，她再多待在那里几天也会得精神病。有个人言辞咄咄，大打出手，甚至无中生有批判他人，转眼功夫就有人揭露出这人偷窃的事实，一下子这人又成为众矢之的。她的组长让她晚上不睡觉听别人的梦话，她只是点头应诺，但是她不会照办。

一天，爸爸突然急匆匆地回家说：某人告诉他一个组织的人要打他，他必须到乡下亲戚家躲一躲。两天之后，他又平平静静地回到家，而后去了单位。结果，一周后单位开会，他才知道这个人在他背后又告诉一些人：老周讲了这些人的坏话。等大家把事实对在一起，才明白这个人真正在做挑拨离间的勾当。

文革后期，各种批斗会都停止了。爸爸因为总是站错队，他的科长不能再做，而且被下放到农村乡下供销社工作。这时妈妈是以乐观向上的态度鼓励和安慰爸爸。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最高境界的善行如同水的性质,其滋润万物而不争名利。在那种形势与环境中，人的本性才能彻底充分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