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章摘自《北京晨报》，文章原标题：何裕民：医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

西医也开始讲“和合”

北京晨报：西医似乎不太强调这个？

何裕民：大家印象中，西医就是对抗，就是消炎，就是化疗，也因此，很多人对西医的治疗抵触。的确，西医曾经有那样的阶段，但是，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我2008年出版《癌症只是慢性病》时写过：我发现，很多情况下癌细胞是走走停停的，甚至会回归到正常，这也是我在治疗时强调“和合”的原因，我的这个感觉，在最近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得到印证。

德国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公报中称：部分癌细胞会“自我限制”，就是我说的“走走停停”，并不像以前认识的那样，会无休止一个劲儿地增长，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机理，是它会产生一对能起到相互抑制作用的蛋白。

这一新的发现，既为癌症治疗带来了新方向，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很多情况下，不采取手术、化疗、放疗这种杀戮性的措施，癌肿也会自行缩小乃至消失，我想这会使今后的西医治疗，改变过去仅仅依赖杀戮性措施的老路子，也开始讲“和合”了。

我们现在看病，有很多“规范”或“指南”，看似规范，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1000个肺癌患者中，至少几百种亚类型，用一条线去规范它，就像规定中国人只能穿38码的鞋。

医疗只是手段

北京晨报：之所以强调“和合”，是因为之前不“和合”的例子太多吧？

何裕民：我有个胰腺癌的老病人，多次跟我说，他和北京的一些大医院的医生都很熟，他到外科去，外科医生告诉他：你千万别化疗，没用的！到化疗科，那里的医师说：他们（指外科及放疗）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你必须且只能化疗。而放疗科则说：他们都是胡说，不会有结果的，还是放疗最可靠……这些医生时不时地又都排斥中医药——这就是不“和合”！这就涉及到医疗的确切性质了。

医疗只是一门实用技术，是种手段。技术的评价标准和科学不一样，科学求真，技术讲有用、有效解决问题，在有效基础上，强调简、便、廉，因此，在诊疗技术领域相互排斥，是非常不应该的。

“和合”的前提是包容

北京晨报：中西医在“和合”上是否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呢？

何裕民：1978年，我第一届研究生考取的就是西医，但是被调剂回中医学院，我当时很不情愿，觉得西医有优势，能很快解决问题。后来，随着资历增加，我认识到，如果能把西医和中医两者整合起来，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从来不排斥西医的疗法，也不排斥他人的思路，但我有个前提：这个方法应该对病人有利，有一定的循征学依据，至少，机理上说得通，而不是瞎掰、胡诌。

比如，胰腺癌的治疗，如果是单纯的，肝内没有转移，我就很不主张化疗，因为循征医学表明：化疗对胰腺癌患者本身没有多少益处。但如果是淋巴瘤患者，我肯定支持他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已经证明是有价值的。

临床上，“和合”讲究的是种知己知彼前提下的“包容”，是相互的正性促进，有的中医会说：“你化疗过了，破气了，我就不给你治疗了！”这不对，化疗就是种方法，像淋巴瘤、小细胞肺癌等，化疗效果是相当不错的，无非是强调该用时应该用，不该用时，别乱用！

“心身共轭”很重要

北京晨报：中医学派都有“温补”，“滋阴”之类很具体的医学概念，针对身体的更多，您的这个“和合”，好像更多的是心理。

何裕民：这里又牵涉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心身的“和合”问题。

就今天看，所谓“和合”，核心是“心身”要“和合”。我是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的，所以特别注重这一点，而且国内外的研究都已经揭示：心身之间存在着错综的“心身共轭”关系，现在很多病，本质上都是“心身失轭”，心身之间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

你明明只是一辆能跑70迈的车，一定要一脚油门踩到底，跑出超过100迈，早晚会出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不能加快，偶尔是可以的，但长久就不行了。所以，要根据你的心身特征来设定目标，让心身保持和谐。

心身和谐比健身更重要

北京晨报：现代人很难保持心身和谐，这会对健康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何裕民：现在许多人活得不痛快，特别是有了一点钱的，仍碌碌终生，踮起脚尖地在追赶。明明有辆车就够了，一定要换辆宝马，而且非要7系的；看到别人换了套新房，自己本身有两室一厅，住得蛮好了，非要攀比，换套更大的……目标设置太多，是“心身失轭”的原因之一。

有资料称，乔布斯临死前说了一段话：“我愿意用我全部的技术换取与苏格拉底喝茶的机会”。这句话太耐人寻味了，临死前，梦想着寻求一段心身安宁的时光，多么令人心碎！从哲学层面，“和合”强调自我心身之间的“和合”，自我与环境的“和合”，这不仅仅是原则，而且也是最高的生存哲学与技巧。

包括我们现在推崇的养生，一定是灵肉合一的，才能有养生的效果。很多人为了健身，在跑步机上熬着时间跑步，拿着计步器算着什么时候走够规定的步数呀？这种锻炼是受罪，至少不是灵肉合一的，可能是减肥了，但人是心身合一的动物，这种只针对肉体的锻炼只是“健身”，不关心灵的事，更不是养生。

有道德的人可以长寿

北京晨报：说到这儿，又不仅是心理方面了，还涉及道德、价值观层面。

何裕民：2013年7月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发表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结果：由“崇高目标”带来的幸福感，可能会在分子水平上增进人体健康，而“单纯的自我满足”则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感受到某种快乐感。

意思是，做有意义的事情产生的快乐，会大幅减少与压力相关的CTRA基因的表达，而“享乐主义”的快乐，则会大大增加CTRA基因的表达。这种CTRA基因高表达，会促进炎症的形成，引起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癌症的发生。这个研究证明：纯粹的“享乐主义”的快乐，不仅要受到道德审判，而且要付出身体代价。

巴西医学家对长寿老人经过长期追踪观察，发现约90%的百岁长寿者，都是德高望重的。他的解释是：道德良好者，每每与人为善，遇事常为他人着想，很少为名利与别人相争，自然会受到周围人的尊敬，所以，总是处在心境宁静状态，这种心态让大脑可以平静有序地支配着人体内在各种生理功能，使其处于良性的运转中，身体自然健康平和……其实，这些早就被中国古人用一句话概括了： “仁者寿”。“仁”就是讲究仁爱，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才可以长寿。

朱丹溪理论有哲学韵味

北京晨报：中医的很多学派都有历史传承的，您的这个学派有古代渊源吗？

何裕民：我是浙江义乌人，金元四大家的最后一位大家朱丹溪，就是义乌人，他住在丹溪江，我母亲祖上的村庄离那不过几里地。

朱丹溪理论根据很雄厚，很全面，四大家中，数他最为深厚。他原先是学理学的，信奉朱熹门派，38岁开始，因母病而学医，到处拜访名家，最后成就了一代大医。

他对生命根蒂的认识我非常赞赏：第一，他说人体有“相火”，“相火”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因为有“相火”，天下才有旺盛的生机。第二，这个“相火”如果不加以调节控制，太过了会伤害元气，元气指的就是正常的生命活动。所以，“相火”既不可少，又要有所调控。

如果这个社会什么都要压抑，都限制，整个社会十分灰暗，缺乏生机！如果这个社会什么都可以放肆地做，毫无节制，那就是兽性的社会，混乱不堪的社会，所以，我一直觉得他的理论很有哲学韵味。

从“相火”走向“和合”

北京晨报：“相火”的危害是什么？

何裕民：35年前，我当时的主攻专业是“中医各家学说”，我联想起著名的弗洛伊德理论，朱氏与弗氏相距约600年，600年后的弗洛伊德也发展出了这个理论，只不过用词差异，后来，人们把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爱因斯坦并列为近现代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三个伟大犹太人。

我不是“古已有之”信奉者，但这个问题上倒要分辨一下源流：其实，朱氏的确是弗氏的鼻祖，只不过朱讲“疏泄”，弗讲“catharsis”（宣泄，也有翻译成“疏泄”的）；朱把本能称为“相火”，弗则称为“本我”；弗氏的“自我”被朱称为“君火”；弗氏的“超我”，就是朱的“道心”，朱反复强调：“道心”要管控“相火”，因为“相火”太旺会戕害元气，伤害生命和社会，所以需对“相火”加以制约。

当年，我看到这些时惊讶不已，还专门写了篇论文，我坚决认为：行医，救人性命，首先需要了解人的本性，或者说人的本质特点。否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加上朱丹溪至少是我同乡的祖辈，在各家大学派中，我特别青睐朱丹溪的学说，他既揭示了人的本质特点，并给出了解决途径：借医学措施及教育手段等，调控“相火”，使之“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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