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大陆曾掀起“弗洛依德”热。这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弗洛依德学说，它与中医理论何其相象？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究和比较的课题。不仅仅因为这种比较很有趣，更由于它或许能提供一生有益的启示。

    从表面上看，弗氏学说与中医理论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细作分析可见它们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把探究的焦点对准活生生的人，两种学说的产生，均源于临床观察加思辨。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仅注重精神异常，拳拳于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分析，后者却对心身同样关注，不只重视异常（患者）情况，同时也悉心分析正常（健康）状态。因此，在一些方面两者有着近似或相互可以沟通的认识。例如，尽管释梦不是中医理论的重点，《内经》仍以较多篇幅作了探析，认为梦皆有因，并把梦看作是生理或心理需求的曲折体现。诊治中医家也一直注重梦的有无、多少、善恶及具体梦境所指，认为其有提示病情意义。古代尚有释梦方式来成功治愈心疾的验案。弗氏则因“释梦”而享誉学坛，他亦认为凡梦皆有成因，梦境是个体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一种隐晦婉转的体现，通过释梦，可揭示患者某些早年的内心创伤，这些创伤每每是成年以后许多神经症、精神病的深层根源；而释梦是治疗这类患者的有效手段。又如，弗氏十分注重人的生物欲望（本能），把它视为生命的内在动力所在，认为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缘于本能冲动与文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心理动力学派。可以说，他的整个学说都是建立在本能学说基础之上的.

    发端于《内经》，成熟于宋元，此后广为接受的肝主疏泄理论，实质也是揭示个体企求心情愉悦和满足食欲、性欲等本能。所谓肝失疏泄，与其说主要是气机受阻（生物机能紊乱），不如说更为常见和主要的始动因素是情欲等本能遭到压抑。中医理论视肝为生机之所系，主升、主动。肝气之升动，决定着五脏的功能状态。这与本能为内在动力说，旨趣同一。弗氏讲“渲泄”，中医讲“疏泄”，精神实质亦无二致。更值得留意的是两者近似的命运。弗氏因其学说而为天下知晓，但贬褒不一。普通人以常识作判断，对弗氏学说及其诸如力比多、潜意识、自我、超我、伊德、恋母情结等颇能理解与接受，但科学界却对此每每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弗氏理论可用于精神病和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与认识，并有助于指导心理治疗，只不过这种指导作用因人而异。弗氏学说精髓的理解还须参佐意会成份，特别是他那套释梦和联想，有相当的随意性、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弗氏学说虽影响深广（有人把他与马克思并列，视为世纪之交对世界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伟大人物之一），发展前景却不妙。弗氏的得意门生往往羽丰后离他而去，自立新说。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历史，就是弗氏高足不断偏离和反叛其导师的历史。这一事实本身也揭示了弗氏学说所存在的巨大缺陷。就中医理论而言，人们亦抑扬参半，评价不一。有着传统文化根基的中国民众，常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等内容，但受过西方近现代科学精神熏陶的人，初学时往往总是持有怀疑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接受过系统西方基础知识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往往比一般知识水准的社会成员更为困难。至于中医理论究竟是不是科学理论，至今争讼未止。有的称作自然哲学理论，有的干脆斥之为非科学的臆说。中医理论可有效地用于分析病症，指导诊治。而辨证论治的有效性亦常因人而异，基本上属于模糊识别、模糊对策，有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医者，意也”，“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典型地刻划了这一特征。以致对同一患家，不同医生辨证结果常明显不同，疏方更是出入很大。但若不逾越规矩，大多又都可取得一定疗效。同样，对于中医学的命运，特别是中医理论的发展，学科共同体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危机感，自诩为第三代中医的年青学者，更是陷入了夹缝之中。关于中医发展的讨论，也几起几落，观点不下十余种。这些，与弗氏学说的遭遇，不无相近之处。

    也许，上述充其量只能视作为两者间的“形似”，而非“神似”。我们有必要着力分析“形似”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并从中寻找某些启示。一般说来，当研究对象确定之后，研究方法往往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是学科体系的深层内核。我们注意到，中医学的主导方法与西医学及近现代自然科学大异其趣。中医理论的特点都带上了其方法论的烙印。有趣的是，弗氏生活在西方，成长于近代科学精神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于著名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又受过实证研究方法的深化训练，并在显微镜下对神经结构作出过一些重要发现。但后来他却成了叛逆者，既不遵循实验心理学的已有道路行进，也告别了自己早年从事的典型的实证研究。潜心于精神病人临床症状和内心活动的观察分析，并主要借助思辨，形成了独特理论。这正是历代中医学家所惯用和擅长的主导方法（当然，这方法早年也曾为西方医家所习用，但文艺复兴后，特别是近两三百年来，已渐为人们所遗忘或唾弃）。也正是这种方法上的特点，导致了弗氏的概念体系，与中医理论一样，均非实体概念，其学说缺乏可检验性（或曰无法证伪），逻辑严密程度上也较为逊色。西方科学界诟病于弗氏，概源于此，中医理论迟迟未被纳入科学殿堂，缘由亦不外乎此。

     然而，饶有兴趣的是，弗氏怎么会从一个训练有素的实证研究者，倒向仅用观察加思辨进行研究。表层的原因无足挂齿。有二点也许是重要的。一是弗氏生性不循常规。二是经济上拮据迫使他从事临床。长期潜心于临床，使他有可能接触极为丰富但又无法很好解释的医学与精神心理现象。他的聪颖而又不循常规的禀性，使他善于从现象中直接获得“天启”。我们说，中医理论也主要源于临床观察与哲学思辨。临床现象是医学研究必须首先加以全面考察并作出解释的。舍此，医学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不只是古代粗糙的解剖知识无法满意地解释临床现象。弗氏时代的神经和脑生理认识不足以分析精神神经症状，即使当今前沿的实证科研成果，对于光怪陆离、错综异常的临床身心现象，亦捉襟见肘，苍白无力。因此，医学研究需要观察加思辨这类传统研究方法为辅翼。

     一个令人寻味的事实值得一提：一方面，许多科学界人士极力排斥弗氏学说；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弗氏学说：“就象荷马从奥林匹斯山收集来的那些故事一样，全都够不上科学的资格”。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学说揭示了心理学中一些深刻的东西，具有某种突出的意义。诚如同一位波普尔又说：“这些理论描述了某些事实”，“含有十分有趣的心理学启示。”（均见《猜测与反驳》）也许，我们的说法更极端，任何人沿着严格的近代实证科学道路，谁都无法象弗氏那样深刻揭示心理现象背后的某些内在机制，为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发展贡献与弗氏可以相提并论的出色答卷。弗氏学说虽不完美，许多地方已遭扬弃，但他所倡导的研究道路（尽管有“返祖”之嫌）却意义深远。他的那些著名学生，虽在具体学术观点上不同程度地背叛了他，但在研究方法的基本方面，却一脉师承。即使被视为新思潮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弗氏的研究方法亦有私版和承启之处。反观中医学，情况不也类同。脏象、气血、经络等一系列理论，虽存在着这样那样欠缺，但同样揭示了生命及疾病的某些深刻机制，解释了一些重要事实和现象。甚至有些事实，如经络现象，不借助中医学的观念和方法，也许便无从发现。因此，传统的观察加思辨，在对人类自身的探索过程中，仍有它特殊的、无法取代的意义。

    由于西方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陶醉于已有的成就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科学”只此一家的偏见，并把有违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的观念与方法，统统斥之为非科学、非理性的。然而，人类学家的卓绝研究，一再表明对于自然现象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古人并不逊色于当今学者。如一土著少年在鉴识动植物方面的知识，常令训练有素的专家瞠目。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借助细致观察和思辨所获得的真谛，有时可与实证加逻辑所获知识媲美。只不过两者侧重于不同现象，揭示的是不同深度的机制。诚如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代表著《野性的思维》中所论证的：早期人类的思维与现代人类的思维（主要指科学领域）并非分属“原始”与“现代”，或日“初级”与“高级”这两种等级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互相平行发展，各司不同文化职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思维方式。由此，也不难联想到关于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包括直觉，灵感、顿悟等）在科学发展中的意义之争。科学史研究一再表明：非逻辑思维在科学发明与发现中其作用举足轻重。可见，传统方法在科学研究中仍是不可或缺的。笔者无意地把中医学及弗氏所用的方法-观察加思辨捧上夭。相反，认为这类方法存在着先天缺陷。中医学应该全面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之精髓。但作者也反对把传统方法打入冷宫。而是主张西方科学，包括西医学也可从中获取某些营养。作为互补平行的认识方法，应将各自用在该用的地方，使之互补，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心理学，或者说精神心理问题研究的发展还可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如果我们接受心理学史专家的观点，把心理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分成三大阶段，或曰三大思潮。弗氏的精神分析为第一思潮，华生-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为第二思潮，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为第三思潮，三者间存在着反叛与超越关系。那么，熟知者一定会注意到，弗氏学说与医学中东方传统学派-中医学，自有神似之处；行为主义与近现代西医学则又是一株近代科学之藤上的两个硕果，两者有着本质的类同。西医学把人视作单纯的生物体，一切都得还原为生物的“物理-化学”变化，生物医学模式是其占主导的模式。因此，有人戏言：人医兽医并无界限。行为主义心理学则把人的行为心理等同于动物，认定任何行为的基础均为“刺激-反应”（S-R），均可定量测定。其科学性、严谨性可谓臻于顶峰，可惜只是抽去了人性。心理学的第三思潮是对前两者的反叛、超越与升华。医学虽不完全等同于心理学，但毕竟也是以人为探视对象的，人具有身心两大功能，身与心都是健康与疾病探讨中必须同等予以关注的重点。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似乎向人们昭示了这么一种可能：会不会出现超越传统医学与生物医学的新医学体系？也许，谁也无法作出满意而又使人信服的预测，一切将由历史交出答案。但社会、心理、生物新医学模式的崛起，似乎是一种征兆……。

    也许，有好事者会对本文耿耿于怀，甚至认为笔者把中医学与弗氏学说相提并论，是对中医学的大为不敬。其实，这需要客观地评价弗氏学说。同时，这也有违笔者初衷。我们只想借助两者之间有意义的比较，厘清一些模糊认识，获得一些有益启示，并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