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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阶段,媒体大肆宣传全民创新创业,被某些政治立场不行的人笑话为:纯粹放屁,不幸的是一两年下来确实事实如此。原因何在?
经济生态工程学(构建中)中,有一个质能信分配的基本问题。
对于经济金字塔系统而言,高级生态位阶级、中间生态位阶级、下层生态位阶级所拥有的质能信分配量和机会是不均等的。这一不同的烈度和规则,在自然伦理社会、契约伦理社会、正义伦理社会、该亚伦理社会(终极社会)中各有不同。
一、顶级生态演替阶段创业创新的不可能性
大陆是处于人均资源紧缺的长期顶级生态演替阶段的自然伦理社会,中间生态位弱小或缺失,资源和机会基本被高级生态位阶级垄断。游离于体制外的良性资源与机会由于开放度的不足而严重缺乏。 此时巨大的生态位能级差导致阶级固定; 同时下层生态位阶级中的个体或小集体创业需求的诸要素在这种社会中存在严重的短板因子,且难以如契约社会那样去跨阶层地、低风险可博弈地组装完整;因此经济种源库是相当弱小的,这意味着自行创业的难度,同理于在自然顶级生态演替系统中自发壮大一个物种。
进而,顶级生态演替型社会由于廊道的弱小,新生生态斑块的难以扩大,因此即便发生局部性的创业创新,也难以通过上行与平行影响周边的网络节点而产生整个经济系统的带动作用。进而,由于社会系统整体性的资源缺失与产权缺失,创新种子库被早期或中期掠夺的机会也明显加强。
相反地,顶级生态位阶级虽然组装完整各个生产要素非常容易,但在自然伦理社会中文化的尊严、自我实现与超越缺陷导致其资源获取欲望的补偿性暴涨,由于资源与机会是有限的,在自然伦理社会这最终必然导致两种情况:
一是顶级生态位阶级的分封割据与安全需求的追加。
二是顶级生态位阶级对外扩张与资源对外转移。
这些自然现象和行为在大自然动物界,以及支撑生态系统的基质中生态因子枯竭的森林、草原等中也可以很清晰地发现。
当强有力的组织方式化解了上述交易成本增加途径后,则极容易转化为另外两种情况:
一是军国主义。
二是高度内殖民化。
中间生态位阶级呢? 同样分析即可。
从这段分析,很清楚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洋务运动中期(即生态位已经充分填满后),依然有较多的创业创新机会,而在洋务运动后期尤其是tpp后,社会迅速进入生态演替顶级阶段,创业创新的失败率如此之高,社会行政化和殖民化自发迅速加剧。一带一路与南海争夺顺理成章提出并很有意思地在主权高风险国家运行。进而,可推导出为什么提出可控自由地区和自由廊道在这类国家存在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特区和自贸区本质上并不满足社会自然保护区构建要求。
这里,我不对这些政策给予道德意义上的分析。
这里,我也不再乐意多评论过于敏感的东东。
当社会进入契约——正义伦理阶段后,罗宾汉税、反垄断法与阶层有序博弈导致了社会难以进入顶级生态演替状态,给予了种源库、新生系统和廊道的发展机会,彼岸宗教文化又从动力学上加速了社会伦理上升,减缓了社会伦理的后退,这保障了这类社会灵动而系统性的创业创新能力。当然,资源——人性依然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前提。
二、经济生态工程学和经济学的差异
传统生态学中,有一个能值向上逐级衰减的幂率问题(十一率),但在资源缺乏的生境中比如沙漠、贫瘠海洋等,幂率的数值经常被质疑。
经济生态工程学中,在资源跨生态位流动时,同样有一个有效资源转化的损耗问题;但这不意味着无序社会的损耗会更低,相反的,更高,其运行需要一个帕累托最优或者系统鲁棒性最优的问题,这点与景观与区域生态学理论匹配。也就是说:广义生态工程学认为资源转化的损耗与伦理预设(通俗说是广义文化、泛文化,不仅仅适用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关系;社会组装形式可对自然损耗产生增益或者负增益影响。
很明显,这种增益或负增益行为,从各个生态位阶级上看是不均等的,同时缩小尺度看,从个体心理上也是断续性的,这就是说,还原后可认为,这种增益或负增益是量子化性质的。
多生态位阶级量子化式的增益,整体累加体现出具有一定线性的效果(比如说目前尚难以清晰解释的多种帕累托分布曲线)并为现有经济学者所观察到。实际上可以认为经济学学科正如当代的生态学一样,未真正深入到其基本像元研究阶段,更不用说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了。
帕累托最优状况,即系统鲁棒性最大化,借以达到系统层级增益最大化,进而资源和机会损耗最小化,在广义生态工程学理论雏形中,很明显据此看出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在自然环境治理、经济工程、文化工程中,均是如此。
三 那么,如何才是治国?
是靠吹么?扔钱么?引进非洲鲶么!!! 治校呢?!!! 治流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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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1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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