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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与学术大师的零距离接触
长安大学 徐志刚
2019年4月,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我接待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Carlos F. Daganzo教授的一次学术旅行,虽然只有短短的4天时间,但让我记忆犹新,仿佛仍然是昨天的事情。
Daganzo教授是美国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校长讲席教授,是世界交通运输学科泰斗级的人物。在国际交通学科的理论界有两个重要的理论体系,分别是Traffic flow theory(交通流理论)和Urban transportation network(城市交通网络)。前者是Daganzo教授在总结前人零星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一套完整理论体系,而后者则是他和他的学生Yosef Sheffi共同创立的一门新学问。当今世界交通学者发表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大都会涉及到这两大理论体系。在世界交通工程学界,如果一个教授连Daganzo的名字都不知道,可能会成为一个笑话。Daganzo老先生的弟子遍布全球。如今活跃在美国交通界的一些知名教授,如:MIT的Yosef Sheffi,西北大学的Hani Mamasahni,UIUC的Yanfeng Ouyang,佐治亚理工大学的Srinivas Peeta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Xuesong Zhou教授,南佛罗里达大学Xiaopeng Li等都是Daganzo院士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
Daganzo教授此次来华访问,主要是因为受聘北京某个研究机构的学术顾问,来华帮助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完成北京任务之后,他希望访问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西安。之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唯独没有来过西安,因此他委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Xuesong Zhou教授帮忙联系。Zhou教授跟Daganzo教授商量后,决定来长安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因为长安大学是中国交通界一所比较知名的高校,学校的主要院系都是围绕着交通运输行业开展教学与科学研究,一定会找到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很快我和Zhou教授按照Daganzo教授的要求商议出一个议程,四天时间怎么安排,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与谁会面,与谁用餐,吃什么。老爷子对议程都做了详细的修改,总而言之他的要求就是尽量不要打搅领导、占用别人太多时间,吃饭越简单越好,陪同人员越少越好。最终确定了四个参观地点:西安城墙、大雁塔不夜城、秦兵马俑、唐乾陵,中间穿插了领导会面和学术报告。
2019年3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我和团队的一位博士生在高铁站很快接到了Daganzo教授夫妇,他们俩为了赶高铁,起得很早,但是没有显示出一点倦意。而且Daganzo夫人表示,从北京到西安一路的中国风光太漂亮了,有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有乡村一望无际的麦田,有远处层峦叠嶂的高山,有波澜壮阔的黄河,她舍不得错过这些美景,在车上就一直没有补觉。带他们去吃午饭时,他们表示在火车上已经吃过一些东西,可以不吃了。如果我们要吃午饭的话,他们可以陪我们吃一些简单的东西。于是我带他们参观完实验室后,便去肯德基吃了一点东西,然后送他们去宾馆入住了。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带领教授夫妇登上了西安城墙,他们感到异常兴奋,看到这样一个只有在电影或图画书中才能见到的城墙,能保存得如此完整,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们称赞中国为世界人民保留了一个如此完美的世界遗产。那天天气特别好,不冷不热,城墙上的人也很多。我陪着心目中的学术大师散步,有一种接受洗礼的感觉。Daganzo教授特别健谈,对中国文化也非常痴迷,正在学一些简单的汉字。他对西安非常感兴趣,问了我很多关于西安历史和文化的问题。他问我“西安”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用英语跟他解释说“西”代表West,“安” 代表Peace,过去“西安”称为“长安”较长,是Long peace的意思,因为是中国汉、唐时的首都,皇帝希望Long governance,所以给这个城市起了“长安”这个名字,他简单地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们一路还探讨了一些学术问题,如交通工程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Traffic和Transportation的区别,以及信息技术对交通科学的冲击。在聊到他育人有方,优秀学生遍布全球知名大学时,他微笑地回应,是他幸运地遇到这些优秀的学生。在谈到未来无人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对交通工程学科的影响时,他告诫我这些新的技术都可以作为我们交通学者的工具,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交通科学的本质目的是:实现异地间人或物的最优搬运。在运用这些工具时,不要被工具本身所迷惑,而放弃了需要解决的交通问题。至于优化工具的问题,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做,他们不是也不应该是专业的交通学者。我曾经看到Daganzo教授的一段文字“I have always tried to look at real world problems without allowing the problem solving tools I’m most comfortable with shape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I believe that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and a good, unfiltered understanding of how things actually work are the basis for the inspiration that leads to path-breaking ideas.译文:我一直不用我最熟悉的工具去塑形我对现实世界问题的理解,我相信对这些问题好的直觉,一种原始的对事物是如何确切运行的彻底理解是启发我产生突破性想法的基础”,想必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吧。时间接近傍晚,天上的彩霞异常绚丽,我们和教授夫妇拍了很多合影,教授自己也拍了很多照片。下城墙时,70多岁的教授健步如飞,我问他何以保持如此好的体力,他说为了不让自己的脑子提前坏掉,他每天跑步5英里,保持了很多年。如果他的脑子不work了,就不能给社会做贡献了,就是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他说他刚出版了一本新书,还独著发表了一些论文。
晚上我们去大雁塔大唐不夜城吃饭,并逛了逛夜景。Daganzo教授夫妇对陕西的面食赞不绝口,本来准备晚上节食的他俩,分享了一大碗BiangBiang面,还吃了葫芦鸡、凉皮等陕西美食。在点菜的过程中,还一直强调不要多点,不要浪费食物。吃完饭后,我们在大雁塔不夜城的街道上散步消食,Daganzo教授及夫人震惊于此刻的美景,当看见某些建筑物上富丽堂皇、造型奇特、变幻无穷的灯饰时,他们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Wonderful,Excellent,Perfect”等赞美之词,毫不吝啬地奉献给这座城市。Daganzo教授说,他觉得西安这座城市设计的非常友好,城市道路的通达性非常好,从A点到B点可以采用多种交通模式达到,无论是步行,骑车,开车都能方便、快捷地到达。而在北京,由于考虑到安保的因素,设置了很多隔离物,使得出行变得非常不方便。北京之所以拥堵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因为赋予了其太多功能。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医疗中心,必然会吸引人流涌入,为了保证基本的交通出行,必须加强管制,这就会限制交通的便利性和可达性,让北京这座城市显得更冷。而西安的定位比较单一,是一座以旅游产业为主的城市,因此更需要增强这座城市的友好性。“留心处处皆学问”,没想到Daganzo老爷子时时刻刻都不忘他的专业,不停止思考。同时,我在跟Daganzo教授夫人聊天的过程中了解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1970年代初,Daganzo的夫人Valery,一个美国姑娘,到西班牙旅行。当时还是大学生的Carlos Francis Daganzo小伙儿对Valery一见钟情,被她优雅的举止,美国人的自由奔放的性格深深吸引,后来他决定负笈美国求学,在密歇根大学先后获得硕士(1973)和博士学位(1975),并与Valery小姐成婚,一直相濡以沫至今。我开玩笑地跟Valery说,我代表世界交通学者向您致谢。她问我为什么?我说如果夫人您没有去西班牙旅游,Daganzo先生就不会认识您,他也不会去美国留学,更不会将来去伯克利创建交通流和城市交通网络理论了,那么也就没有现代交通学科了。听完了我的解释,我们三人哄堂大笑。
4月1日,Dagangzo教授夫妇去乾陵游玩了一趟。教授选择的两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个男皇帝的陵墓,乾陵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女皇帝的陵墓,可能他们是基于西语中“Emperor”和“Empress”的男女平等的思维方式选择的吧。当天由于我杂事缠身,无法前往陪同,还是团队的那位老师继续陪同,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悔,这种与大师相处的机会相当难得,杂事则是无穷无尽的。还好,听同事回来说,教授夫妇在乾陵玩的的很开心。而且在返回西安的途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教授夫妇在返回西安的途中,经过一个农村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需求,他想到一个农民家里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我的同事就让司机随便在马路旁边挑了一家农户,跟对方说明了来意之后,对方非常乐意地带夫妇在他们家转了转。Daganzo教授看见这家农民吃穿不愁,而且家里的布设干净整齐,非常开心。而且让他惊讶的是农民家里已经安装了自来水和卫生间,而且在房子外面还有一个独立厨房。后来,教授也非常骄傲地跟我提起了这次“微服私访”,他说每次到中国,都是被我们带去看中国最漂亮的地方。在美国,常听说,中国的农民生活非常艰苦,这次去看了,让他感觉农民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我跟他说,非常敬佩老先生“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治学精神,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依然有2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特别是那些身在僻远地方的农民,他们生活依然艰辛,但是我们依然有信心,让全体中国人脱离贫困。教授说中国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第三日,Daganzo教授夫妇与长安大学的相关领导进行了愉快的会面,教授为长安大学的长远规划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并在长安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为部分师生举行了一场学术报告会。教授分享了他在治理大城市拥堵,公交车站规划,地铁车站设计,网约车管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一定不要被实际工程问题中的约束限制了解决问题的想象力。他以北京地铁为列,很多地铁站在高峰期时人满为患,月台上人们拥挤不堪,后来发现中国地铁月台长度是由设计标准定的,而这种标准最早是从苏联引进过来的,苏联地广人稀,显然他们的模式不符合现代中国的需要。这就是费曼先生常说的“At the same time the thoughts are restricted in a strait jacket, so to speak, limit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everything which has been seen before.译文:很多人的思想常常被限制在一件紧身衣中,因为他们总是希望他们的想法与现实中看见的东西保持一致”。他还列举了很多其他例子,如中国城市的宽马路很多,但是很少有公交港湾,经常导致交通拥堵。CBD过于集中,导致必然的高峰期出入拥堵。这些问题都是设计者缺乏想象力而导致的。当天下午,教授夫妇在团队其他老师的协助下去秦始皇兵马俑游玩了一趟。
最后一日,2019年4月3日,教授夫妇要返回北京,然后飞回美国了。我们早上在宾馆共进了早餐,教授夫妇表达了对这次学术接待的感谢,同时也邀请我们去伯克利访问交流或者带家人去美国加州旅行,他们一定会尽地主之谊。我也向教授夫妇发出了正式邀请函,希望他们能参加我们长安大学于2020年举办的COTA世界华人交通科技大会。教授当时直接拒绝了我,他说非常感谢我的邀请,虽然他之前也多次参加COTA盛会,并做了Keynote Speech,但是他感觉上帝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他需要将这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更多的未知世界,有太多的地方和太多的人等着他。我非常佩服教授的真诚和坦白,放作我们中国人,肯定是先答应下来,然后日后找个理由委婉地拒绝,而他的这种直接的拒绝,就是为了避免给他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或者耽误他人更多的时间。
接近中午,我和同事开着车送他们夫妇去高铁站。上车前,我们让他们夫妇吃了顿凉皮和肉夹馍的小吃。他们被这美味折服,吃的非常干净,而且小心翼翼,不说话,也不弄出一点声响出来。只是小餐厅里有一位中国女士在旁若无人的大声电话。Valery时不时地注视那女士几眼,暗示她降低声调,因为店里还有其他客人,但是直到我们离开,那女士的电话也没有打完。我当时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就向Valery笑了一下,Valery就向我耸耸肩膀,做了鬼脸,表示一点办法没有。顿时感觉老太太童心未泯,也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吃完小吃,准备进站了,由于车站只能让一人送站,教授夫妇与我们的同事一一进行了深情拥抱,非常感谢大家这些天的陪伴。我最后将教授夫妇送入车厢,直至火车开动,消失在远方。我还未出站,就很快收到了教授的Skype消息,“非常感谢大卫的热情招待,我们到达北京后,我的中国朋友会将我们的车票用快递寄给你”,多么平易近人,细致入微的一位长者啊。
在返回的路上,我独自开着车,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这四天学术接待的画面不停地在我脑海中浮现。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跟这样一个思想深邃、温文尔雅、谦虚待人的学术大师接触,真是我一生的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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