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医药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加强医事管理，改进体制，分设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御药院以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开设国家药局，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由政府控制药品贸易，国家专利。发展医学教育，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改进医学教育模式及考试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医疗技术的训练，根据理论课程和实际医疗技术高低与医疗得失严重与否的具体情况，进行奖惩，乃至黜退，体现出医学教育的重要发展。重视古医籍的整理与研究，组织专业人员，设置专门机构，多次编校、刊行了医书。公元1057年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校勘，这对当时医学的发展和后世医籍的传播，都有重要贡献。此期，政府和医家编著了大批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在临床各科，也取得了空前成果，如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研制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是古代精密的医学模型，也是教育史上形象实物教学法的重要发明。从病因病机学方面，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三因致病说”。诊断学方面，崔嘉彦撰《崔氏脉诀》、施发著《察病指南》、刘开著《脉诀》等，对宋以前的脉学文献和诊断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在解剖学上，图著《欧希范五脏图》及《存真图》等，图示人体内脏生理解剖形态及部位，是世界医学史上比较早的医学解剖学成就。在针灸学方面，有很大的发展，著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是中国针灸史上新的里程碑；还有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窦默的《标幽赋》、何若愚的《子午流注针经》和《流注指微赋》等。在内科学，关于内科杂病方面的理论和医疗实践都有新的发展，《圣济总录》对诸多病证进行了专题讨论，并有一些内科杂病的专著问世。在外伤科方面，陈自明著的《外科精要》标志着外科与伤科的确立，外科专著有《急救仙方》、《卫济宝书》、《集验背疽方》等，《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书中论有内治法及内外兼治的主张，还记载了外科手术的器械及技法。宋代妇产科很发达，有许多妇产科专著，如《十产论》、《备产济用方》、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对后世妇产科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宋代儿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专科，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代表着宋代儿科方面所取得的显著医学成就。在法医学方面，宋慈所撰写的《洗冤集录》具有重大价值，成为影响于国内外的法医学专著。总之，宋代的医学水平，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均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

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时期。金元医家们的创新和杰出贡献，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在中医界，涌现出“金元四大家”，各创新说，皆自成一派，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提倡“火热论”，强调“六气皆从火化”，在论治疾病过程中善用寒凉药物，因此后世亦称之为“寒凉派”。

以金代医家、河北易水人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主张脏腑辨证论，并在临证上发展了脏腑辨证和药物归经的理论，制定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对推广贯彻辨证论治原则起到一定作用。其弟子李杲在此基础上，重视强调脾胃论，创内伤脾胃学说，自成为补土派。

金代医家张从正继承刘完素的学术思想，在理论上力倡攻邪，在临证中善用“汗、下、吐”三法，认为人体生病是由于天之六邪、地之六邪、人之六邪所致，“邪去而元气自复”，成为攻邪学派的代表。

元代医家、理学家朱震亨开丹溪学派先河，广取诸家学说，对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较高水平。其学术思想上，提出“相火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阐述“相火妄动”则为贼邪而致病的原理，在临证治疗中主张滋阴降火之法，善用滋阴降火之剂，因此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在明代，中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讨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方面，进入新的层次。许多著名医书诞生，各种汇编的丛书增多，更大地促进了医学的普及与传承。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历时27年之久，亲自上山采药，实地调查，广泛开展药用植物生长形态的研究，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达800余种，写成了《本草纲目》这一医药学巨著，共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首，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期，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十六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医学家们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研究，总结经验，形成并发展了实力雄厚的温病学派。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吴有性，提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即“戾气”（疫毒）。并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从而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这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到了清代中叶，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的成就更加卓著。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后世称这四位著名医家为“温热四大家”。他们各自在辨治温病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均有所创见，为人类攻克传染病和辨证治疗外感病、中医急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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