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学习苏联大兴专科，变革了按欧美体制创建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结果利弊并存：利在速成了一批实用技术人才，弊在不容学术大师慢功成长。后来人所共知：有了钱学森之问。

而众所周知西南联大人才辈出于艰难时期，欧美大学则兴旺发达从未间断。文革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千疮百孔中恢复，并在反思中再次转向欧美模式，积压多年的人才从此喷涌而出，一时学风浩荡。

世纪末的中国高校大合并无疑是否定苏联模式转而肯定欧美模式的实证，颇有壮士扼腕“从头越”之气概。好了，体制既定，理当与民休息，让中国高等教育在“休生养息”的环境中平稳成长。

可惜，中国高校反而走上了急功近利的折腾之路：各种各样评比不断，各式各样计划频出，学科招生大类培养尚未成熟，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横空出世，违背教育规律的折腾一个接一个，资源消耗于机构撤并和新区扩建却以为是一流壮举，大学精神、教授治校仅存呐喊。

可怜无数学子还在追求已经饱和的热门专业而不知就业警示，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下的大学生如同高中续读或大学预科不知所求，接触专业不足两年就被推向社会，高校及其毕业生知识与技能退化导致社会声誉一落千丈，更别论百年树人。

各位大人，人才培育是细功慢活，大学需要文化积淀，天下可以有一夜成名的球星歌星甚或公司企业，决无一年半载成为一流的学者和大学，如果真想建设中国一流大学并承载学术精神崛起于世界，能否力戒浮躁、别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