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夺取全中国。新型的“秧歌舞”对政府来说，除了动员工具以外，还加上了新朝鼎革的“兴甲兵而制礼乐”的意 义。自古中国改朝换代就要制礼作乐，以示区别于旧朝，“开出一片新天地”。在1940-1950年代，中国各种“改造”、“跃进”等社会运动，都要在新型 “秧歌舞”渲染的一片喜气吉祥气氛中进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早期年代”一章记载：“对新政权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从亲身参加的种种新鲜事物中 所得到的迷惑不解的感受。……年轻人，特别是参加示威和游行的年轻人中，学会并且表演‘秧歌舞’成为时髦之举。”旁观了新朝定鼎的传统中国文人也捕捉到了 街道、广场上处处“秧歌舞”的含义。吴宓在日记中直言：“‘民之秉彝’……今之宣传者，则欲锄而去之，另以一套道理、一串事实、一样语调，强其受纳遵从。 愚者不解，黠者貌袭以为己利，多数人直不愿闻问，但仍以处世之机智，敷衍响应而已。异日中国之民心全变，并此简单质朴、勤劳和平之民亦不可得矣。”胡兰成 亦说：“从来民间起兵皆有歌舞，如四面楚歌，今之遍地秧歌舞，而且一代之兴，每改服色，其来历便是如此……”

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意义，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被放大到最大极限。“文革”时代的中国“革命群众”们在广 场上、大街上、操坪里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跳“忠字舞”，以表现他们对革命及其领袖的忠诚。“忠字舞”动作简单，就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的乐声 中，参与者齐刷刷做出一些挥拳头、掏心窝、指方向、朝角落里踢坏蛋的动作，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忠字舞”是不加掩饰的强制群体演出 和张看的流动道具，每天“革命群众”必须跳，但“牛鬼蛇神”和“黑五类”不准跳。假如有一天，有人被禁止去跳“忠字舞”，就要作好被揪出来当“牛鬼蛇神” 的思想准备。亲历者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

诸如“交际舞”、“迪斯科”这种舞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向是被当成“资产阶级颓废文化”而备受打压。在每一个这种国家，都曾 经有过一场关于舞蹈的攻防战：政府极力阻止，而民间舞者则转入地下乐此不疲。这种情形在中国尤甚。1980年代初，中国有限开放关于交际舞、“迪斯科”等 舞蹈的禁令。1980年春天，就有一群年轻人在圆明园公开跳迪斯科，其中很多是参加过“星星美展”、“四月影会”的年轻文化人。紧接而来的就是官方的“严 打”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既然大型集体舞蹈在新中国政府的眼中是组织资源和动员工具，那就不会允许不被信任的人掌握这种资源。1980年6月和 1983年5月间，公安部、文化部先后两次下发《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通知》中称：“有些人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现在饱受诟病的“大妈广场舞”，究其根源，就会发现其实也完全不是自发扩散的现象。2005年开始的创文创卫活动，以及北 京奥运会的全民健身活动，从国家行政层面为行政力量推动广场舞提供了土壤。在《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细则》中，对群众体育的发展有明确的要求：“业余群众 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每街道不少于15支；区级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次数每年不少于8次”。指标压力促使各地方政府将初现的“大妈广场舞”标定为适合推广的体育文 化活动。2008年，佳木斯的市民自编一套广场舞。2010年，黑龙江省体育局组织培训，向全省进行推广。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为期一周的佳木斯 快乐舞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国培训班，来自全国30个省的60名学员参加培训。这开启了地方兴起舞种——国家级部门确认——以辅导班形式推广全国的新模式。同 时，辅导班也被各省级、市级单位采纳，源源不断地培育广场舞指导员。

1990年代中，老年人在街道、广场上的主要交际纽带是各种“气功”。所以“大妈广场舞”一直能从体育局获得支持，反映了政府 正在试图从不受信任的势力中尽可能夺走社会组织资源。与年轻人相比，中老年人不熟悉互联网，难以用新兴科技寻得更大公共空间。此时，各种“气功”又被禁 绝。他们有强烈的社交欲望，却只拥有数量有限的社交途径。城镇中老年社交纽带的稀缺，与其数量急剧增加形成对比，造成社区内的紧张。所以体育局提供的“广 场舞”这种成本低廉、灵活易学、集体参与的市民体育形式替代“气功”成为城镇中老年的新兴社交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