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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末,终于暂时放下手头的各种事务,进行了回国五年后的第一次度假,逃离40度高温的上海,到了天高地阔、凉爽宜人的青海。
假期只有5天,也只是浅尝辄止地领略了青海之美。连绵起伏的山峦、一望无际的牧场,大片大片的牦牛、绵羊点缀其间,天高地远,宁静悠然。
然而,真正带给我心灵震撼,让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并不是青海风景之美,而是位于金银滩的原子城基地。就象是在沙漠中辗转摸索的人看到了一片绿洲,也象是一直孤寂前行的人碰到了知音,那种茅塞顿开、柳暗花明的感觉让我顿感欣慰。
沧海一粟
金银滩不仅仅是一片美丽的草原,也不仅仅是“西部歌王”王洛滨写下《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浪漫情歌的地方,它还是40多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诞生的基地。尽管以前也零星地读到过中国两弹诞生的光荣历史,知道一点儿两弹元勋的事迹。但在原子城却是系统地了解了这段历史,这群英雄的故事。
“两弹元勋”钱学森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他冲破重重阻力的回国。被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回国,为两弹事业奉献终身。外界很容易想当然的认为,这些大科学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也享受了高级别的待遇,但实际上邓稼先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奖金只有10块钱。
在看了原子城展示的一系列照片后,才能真正了解 “两弹一星”是创业者们忍受了怎样的风餐露宿、缺衣少食、高原缺氧才研发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世人所知道的“两弹一星”元勋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大批的科研人员默默无闻,有甚至还要隐姓埋名。
与这些人相比,今天我们这些海归基本可以做到衣食无忧,有先进的科研设备,进行自己喜欢的研究,已经是很好了,而所遇到的那些个困难,相比之下不值一提。
我觉得,如果一些朋友想回国,一定要摆正心态,既然希望能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一展所长,获得成就自我的机会,也要准备好面对其中的现实问题,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并不透明的科研机制,甚至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修长城还是坐飞机
我是2006年在美国博士毕业,又作为博士后工作了一年半,2008年回国。当时回国的人没有现在那么多,同济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也不多,没有人才引进机制,想回来可以,一切从头开始,从讲师做起,启动经费:没有,其他:没有。当时也有想回国的朋友,听到同济的条件就直接打了退堂鼓,劝我说,“至少的给个副教授,否则不能回去。”
出国之前想过今后或许回国工作;出国后觉得所学知识对国内非常有用。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我的研究方向是交通安全,刚读博士时,这是个冷门,在美国还行,中国几乎不提,因为都在大拆大建,交通规划更热。但到3年后我毕业,尤其是工作两年后,国内交通事故跳跃式增长,重大事故频发,开始有重视安全的苗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自己有用武之地。
既然打定主意要回国,就再没有继续在美国“恋战”的心情。当时是这样考虑的,在美国找个教职工作,不可能半途而废,干到终身教授,的5年;正教授,前后的10年。但这5~10年,是自己人生最关键的时期,回到国内奋斗,能给今后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积累更多的资源。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所以,讲师就讲师吧,就回来了。
然后,从助教、讲师、硕导、副教授、博导,一路摸爬滚打,现在还在向教授努力,个中曲折、苦衷,比我想像得复杂很多。
这是我的情况,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可供参考。有朋友,比我多等了一两年,也就是这一两年,国内开始出台各种招揽留学人员回国的政策,职称、启动经费、团队配备等等条件十分优渥,所以朋友回来直接是教授,然后一路坐飞机上升。当然,再晚一年回来的朋友,条件更好,被列入各种“人才计划”,各方面条件、待遇更好。
朋友们的经历曾经让我很不平衡,也很着急,觉得自己会被他们越落越远。个人财富、物质生活从来不被我看重,我出身农村,能够不用日日为衣食所忧,不让家人生活窘迫就行,我只是担心自己的学术研究会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而被落下。
但是在反复琢磨、衡量之后,我对自己的这条路有更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在参观完原子城之后,觉得豁然开朗。原子城的这些历史元勋们就象精神导师,给我精神上的指引,也给我面对困难,一往无前的勇气。他们让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了更明确的答案。
我想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为这个社会留下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这让我想起同济大学的一位老教授,阮仪三。他在80年代破旧迎新的年代,逆潮流而上,抢救了一大批古城。今天,我们能看到完整的平遥、周庄、丽江等著名的古城,都有阮仪三教授的功劳。传闻说,80年代初,阮教授籍籍无名,去拜访地方官员,执着地宣传着自己的古城保护理念。 而如今,他的努力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已经有目其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价值体现。
在这个多元社会,纷繁复杂,我觉得在自己人生关键时期需要能拨开浮华嘈杂,找准真正有价值的方向。
问题和机遇
现在国内计划经济色彩仍然很重,为了招揽海外留学人员出台了各种名目的人才项目,这对大家是很好的机遇。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容易让人变得很急躁、功利。为了达到某个“人才计划”的要求,得到更优厚的待遇而写论文、做课题;拿到了一个“人才计划”,又想着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计划”,殚精竭虑地不断追逐下一个目标。并不是在一个平和的心态下,制订更有应用价值的科研目标,有步骤、有计划的推进。过份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虽然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但真正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却廖廖无几。
这跟正常的科研相背离。
另一个例子,我在美国的导师已经功成名就,在带领一个研究团队的同时,50多岁仍然在自己做研究。但现在很多青年学者,一回国就配备一个团队,被俗事杂务所困扰,更多的成为了团队管理人员,很少能亲自做研究。长此以往,研究能力和水平必然走下坡路。
不仅个人,现在很多时候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拍脑袋做事。一个大项目,钱多,人多,但是对项目本身的思考却常常浮于表面,切实的社会需求调查研究不深入细致。急功近利之下,不去真正考虑什么需要长远规划,怎么解决、怎么规划更科学合理。
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在快速发展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遇。以我的专业交通安全为例,现在社会需求很大,在政府管理部门、企业界都有很多机会。我觉得,在刚回国的3年到5年,是最关键的阶段,这也是我5年来没有节假日的原因。5年来,我也主持、参与了很多项目,有国家级的、跨国企业的、也有地方政府的。但我的科研都围绕着我搭建的一个交通安全学科体系来完成,一点一滴,不断添砖加瓦。目前,国内交通安全确实很热,但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却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我想下一步继续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交通安全是综合性、理论性、技术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建立交通安全规划理论与应用体系,综合分析评估设施设计安全性,提高交通事故数据分析的水平,形成系统的交通安全分析理论,突出信息化条件下交通安全分析的特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通参与者行为分析系统理论和成果。就交通安全的基础理论和关键应用问题深入展开研究。
对于将要回国,或者刚回国的朋友,我觉得有些问题值得思考。是随波逐流的追名、逐利,还是利用时代给我们的机遇,国家给我们的条件,学校给我们的平台,担负起社会责任,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帮助解决国内的一些实际问题,实现理论突破,为社会留下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这是人生价值取向和学术价值取向的问题。
王雪松 于2013年中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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