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令我们这些当年的大学生非常怀念的年代。几乎所有象我一样在八十年代读大学的人都有一种永远抹不去的八十年代的情结。这种情结，象一坛老酒，越久越浓。

 八十年代有一首很流行的歌，也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的主题歌——《八十年代新一辈》，很能体现当时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精神，每次同学聚会差不多都是一个必须且经典的节目。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欢声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年轻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看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
     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
     生活的奇迹要靠谁
     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
     回首往事可有愧
     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家一起飞
     英雄堂逍遥美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今天，忽然读到我的校友作家徐小斌的《我的八十年代》，不胜感慨。1985年5月，我当是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读大三，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一本杂志，名字叫《中财人》，我是主编。创刊号我们准备采访一个杰出的校友，最后选定了徐小斌，她是我们中财会计系毕业，分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获得了《十月》首届文学奖。《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作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忘了是怎么联系的，我带三位记者与徐小斌相约在她北方交大的家中。她家学渊源，世代书香，父母都是北交大的教授。因为是校友，采访很愉快，徐小斌侃侃而谈，谈起在东北北大荒的插队生活，谈起生动难忘的大学生活，也谈起她的作品和文学创作。她深得冯友兰之女宗璞的影响，对西方心理学具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她的作品蕴含了东方传统哲学和西方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采访非常成功，文章发表在《中财人》创刊号的首篇。遗憾的是，我已经找不到这期杂志了！ 

“说到底，要感谢的是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的纯粹。”徐小斌的话，实在让我们感叹！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成为我们难以忘怀的历史！感谢这个年代！感谢生活！

徐小斌　我的八十年代

高考制度改革的第二年，我考上大学，但专业是我毫无兴趣的经济。我上的那所大学在文革期间变成了一个卷烟厂，当时刚刚恢复。有一架很茂盛的藤萝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月光下那架藤萝是美丽的。藤萝的淡紫色在月光下变成梦一样虚幻的色彩，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像空气一样消融，然后飘逝。这是一种可以自欺和欺人的色彩，年轻的大学生们，就在这架藤萝下制造了无数爱情陷阱——学财政金融的学生一样可以有浪漫情怀——因为当时是全民文学热，一篇小说就可以使人一夜成名。

时光进入1980年代，大学二年级，开了一门基础课叫做“汉语写作”，老师头一次上课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写命题作文，题目叫《暑假纪实》。结果，全班四十人他只给我一人得了优。我写的是杭州孤山放鹤亭，因为欣赏林甫的“梅妻鹤子”。（后来此文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的评语写道：“文章有才气，虚实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与不似之间或可解’……”此事在我们学院轰动一时。后来那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你是个潜在的作家。”翌年，我的一篇习作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很精美的插图。

其实我的“写作”早已开始：多年以前，十七岁从东北第一次回京探亲，曾经野心勃勃地想写一个长篇，叫做《雏鹰奋翮》，（好笑的是，当时还曾经一度传为手抄本）一个女孩凌小虹和一个男青年任宇的故事，写得非常投入，写了大约有将近九万字，写不下去了。多年之后我重看这篇小说，真是奇怪我当时怎么竟会有这样的耐心，在单薄的片叶纸上写出这样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这篇小说应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可惜没有结尾。

第二篇小说获了《十月》首届文学奖，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个青年医生，后来医生得了绝症，在弥留之际，小女孩冒着大雨赶去看他，那医生却早已不认识她了。完全写小女孩的内心秘密，在当时那种社会语境下是非常特殊的——从此，我便穿上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那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了一道缝，正因如此，门外的景色看起来如此新鲜。那真是日新月异的时代，都市在变，校园在变，人们的观念更在变。法国画展来了，买票的队伍一直排到了灯市西口，在《马拉之死》的真迹面前，人头攒动，如果不是警察出动，被挤被踩太有可能。而时装方面大家共同经历了瘦腿裤、喇叭裤、直筒裤、萝卜裤、水磨牛仔裤、腿肚上系扣的水仔裤乃至领子上别小徽章、戴镀金项链和走私蛤蟆镜时代，终于皮尔·卡丹率先走了进来，流行色以它非黑非白、非此非彼的色彩散发着魅力。淡金色、银蓝色、橄榄绿色……正是色与色之间的过渡，构成了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美，让我顿悟文字也绝不应当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我开始写生平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准备投给《收获》。我被一种写作的激情啮咬住，它使我整天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每天都和小说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属于他们还是他们属于我，写到动情处，竟会趴在桌上大哭一场！当时我特别迷恋梅里美和茨威格，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放学之后，我和一个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就那么饿着肚子一直聊下去，所有过往的路人都在看我们，在我居住的北方交大的铁道边。

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最有趣的是当时的老编辑郭卓老师手持《收获》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后来李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路她家里谈小说。她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着实令人感动。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巴老。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看着他和蔼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我至今仍是个羞于表达的人，比起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惭愧。

总之，没有背景没有家世没有关系没有后门，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傻乎乎地凭着年轻的莽撞和笨拙的真诚，闯入了文坛。要感谢的，是那时的编辑，感谢他们在一大堆自然来稿里发现了我，说到底，要感谢的是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的纯粹。

八十年代是百废俱兴的年代，电影亦如此。法国电影回顾展开幕正逢我身怀六甲，却也骑着破车坚持看完了全部四十部片子，每天电影院门口都是比肩继踵，每天要无数次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有富裕票吗？——十年的禁锢让中国像一个饥饿的孩子，那么渴望尝到所有可以尝到的一切。而中国的电影革命似乎是从《一个和八个》开始，那时知道了有“第五代导演”之说，神奇的是我刚刚知道了这个，便与《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合作了一把。

片名叫《弧光》。是根据自己的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改编的。写一个被世俗社会认为疯了而实际上只是不愿因循传统思维的女孩子。张军钊导演把它推上了银幕。自小便觉得拍电影神秘，总想看看拍摄过程。开机那天在密云水库。三九天，水面结了很厚的冰。拍的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人声鼎沸的冰场。男主人公的目光追逐着女主人公，而寻觅到的却是一个外形酷似女主人公的女孩。为了增加声势，用卡车拉来了许多群众演员，那时每人劳务费只有两块钱，但大家兴高采烈，可能都和我一样想满足一下好奇心吧。那天是航拍。当直升机降到不能再低时，卷起一阵大风，呼啦啦倒了一片彩色遮阳棚，大家一片惊叹。所以后来镜头中的那些遮阳棚实际都是趴着的，只不过因为俯视角度看不出来而已。旁边一位电影界的元老哼唧着：第五代真能折腾，连航拍都敢玩!待到粗剪片出来之后，和导演一起看片子，直到结束，心中还在不断地怀疑：这是不是我写的那个《弧光》？然后想起陈凯歌让原作者、编剧阿城看《孩子王》时阿城的回答。他说：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弧光》正式公映的时候是在1988年，当时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任教。记得校长观后问我对学校有何要求，我毫不犹豫地说，希望能转到中文系，校长很痛快地答应了，就在一夜之间，我终于真正进入了我热爱的领域！

《弧光》的公映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位资深记者在《文艺报》发表重要文章，以《弧光》为例，认为影视改编普遍有歪曲原作之嫌，所举之例亦有《红高粱》等等，此文引起了一场关于影视与文学关系的辩论，最后不了了之。

1987年1月，第三届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京召开。那是真正的文学的盛会，相互久已闻名而终于谋面，是一种相当奇特的感觉。曾经有一晚，我们在扎西达娃的房间里唱了整整一夜歌，那时真是年轻啊，好像永远不会老……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之后，我开始了我的长篇处女作《海火》的创作。

《弧光》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海火》的出版均是在1989年。而那时，全民都卷入了另一场风波，待风波结束，九十年代已经开始了。

而在当下，随着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文学早已被边缘化，显然，作家们面临着新的选择。但我相信，即使是在读图时代，文学也是有希望的。正如埃来娜·西苏（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希望”正是对文学的另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将把我们载向我们自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它的纯粹，它那象征性然而又相当具体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为世上最美丽的语词，可能它并非语词，它只是一声叹息，或许还是一声遗憾的道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