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生只为一件事

　　郎平估计今年年底又要再次感动中国了。

　　之前感动中国的人物多是大家所不熟悉的，李小文院士当年成为候选人的时候，我就判定必定入不了闱进入最后名单，因为即便他因为布鞋形象而成为媒体一时的关注焦点，但是，公众大约也就对这一点“怪事”感兴趣，不会去主动获知更多关于他的更为核心的内容，比如“李-Strahler光学模型”，他身上其实也没有值得追逐的“争议点”。

　　而在科学网上，李小文先生则是避不开的名字，他的平等观，他的锐利，他的宽容、菩萨心，他的博学多才，都是大家很快就能意识到并公认的。

　　一个人一生要承担很多角色，但是做好一个就很不错了。其实李小文先生的角色主要是“遥感学家”。

　　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成功，一般都是“起于某事，声遍众域”。牛人的一生大概就是这样了.

　　个人在今天越来越难在多个领域同时获得成就，例外极少，如当年的牛顿，数理天地这四大学科都是开拓者，如果当年也有诺贝尔奖，都不好意思给牛顿发奖的，因为他的任何一个成就都比诺贝尔奖今天奖励的那些东西要伟大得多。

　　后来，学科越来越细，你就不可能既把排球打好，又把足球踢好，还会举重和艺术体操。司马贺得过图灵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个人认为他做的还是同一个东西。

　　据说，跨越大学科的最后一个人是庞加莱，同时在物理和数学领域都是伟大的科学家；最后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集于一身的是费米，到了杨振宁先生，就做不到了，他自己也说“哪里有爆炸，哪里有杨”的说法对于他是致命性的，他就是做不了物理实验，只能做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做好一件事。

　　郎平就做了排球这一件事，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欧洲还是美洲，她只围绕着这一个东西做事，然而做这个到极致，也就够了。

　　如果郎平不继续干排球呢？

　　其实，我们只看她当年的队友就知道了，都做了各地体育局的副局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当然，相信她们在做官的路上也会越走越稳当，也都有家庭和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要做到这个行当里的顶尖，没有机会了，达到“伟大”从来都不是只经过一时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小时候的胖不叫胖！

　　而郎平本来当年也差点就当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还是体委副主任，管它呢，反正都是副局级）的，真选择当了，就没有今天的郎平，我们仅仅在官员众多的北京又多了一个庸碌的副局长（或也会升为局级干部）而已。

二、体制环境与个人成功

　　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几乎每个人都无法脱离开身处的体制环境，许由被聘请当最高领导后感觉肮脏而去颍水河里大洗耳朵的行为，陶渊明那般不为高薪（五斗米）而非要回家“悠然见南山”的精神情怀在今日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诸多在海外已经有稳定工作的人还要最后叶落归根（有时候叫回国大捞一把也可以），多数并非是为了号称的“爱国”、“敬业”，而是体制的血液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哪怕在海外受过更多教育，甚至宣誓效忠所在国了，也还是离不开那个遥远的“熟悉体制”，我把这个叫做路径依赖，或者历史依赖，当你生于斯长于此，远离故土就成为地理上的概念，精神上的联系再也割不断了。

　　不管是昨天的郎平，还是今天的李娜，都是首先在体制中被选择，成功之后才在政策有所松动的时候选择了体制外路径，而即便后期存在了自由选择，对于过去的成功路径也依然在心内留下深深的痕迹。郎平在得到本届奥运会冠军后言及的当年“女排精神”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然，1970年代的郎平当年也必须融入体制，才会有在袁伟民教练下的事业成功，成为女排的主攻手“铁榔头”，而幸运地是，她起步于一个思想初步自由的时代，所以，在退役后拥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然后她的选择与众不同，是主动脱离让自己成功也可以让自己继续栖身并成为更久既得利益的体制，而选择去美国几乎就是选择从零开始，她自己说，是带150美元去的美国。

　　这让我们想到八十年代的那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国内作为大提琴手的男主角到了纽约后挨的第一闷棍是亲戚把夫妻俩带到一个地下室跟前，说“这是我帮你们租的房子，前面的房租我先替你们付了，你们随后再还就是，不着急。”

　　当年在体制内极其羡慕的“体制外美丽泡沫”在此时砰然破碎——曾经成功的北京人在纽约竟然一无是处，次日去找工作，结果也是碰了一鼻子灰。

　　郎平在美国的起步大约也是如此，而且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甚至去了意大利所感受到的气氛环境也是一样的。

　　是返回曾经成功的体制还是继续在如此恶劣的体制外重新开始，是后悔还是继续前行，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被体制圈养和豢养，当然非常习惯于体制并乐得在体制中如鱼得水，所以，有些人哪怕到了海外，算得成功人士了，也依然期待当年浸淫的体制可能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更多甜蜜，所以，一旦祖国拿出更多的薪水召唤就会收拾行装立刻回来，其实是内心的一种“不归故乡妄为牛人”的宏大叙事追求，是血液里的原始欲望和追求，不是精神追求的格外提升。

　　而这样的归来，其实就是自身主动再次投身于体制，并得益于它。郎平的作为要好一些，她一直是在自己能有所作为的小范围内改善既有体制，包括管理模式，技术手段、训练方法。

　　我知道有这样一位教授则是相反，在美国知名大学当了教授后，以拳拳赤子之心不断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而一回国，竟然立刻开始以美国籍的身份给大学生们上起党课来，教育大家要热爱祖国，云云，随后学会了在饭桌上给科技官员敬酒，并在需要的场合高唱《我的中国心》，戏演得十足十。而在科研体制问题上却开始了漫长的沉默，批评的话当然再也不会说了，最糟糕的是，自己当年撰文批评过的一些做法也开始主动行为了，比如，当年批评中国科研通过直接拨款而非通过同行评议进行分配的制度（文章还在哦），而回国后，因为自己的实验室得到了大量这类无同行评议的拨款所以再也不吭气了——学会闷声大发财的速度也忒快了吧！

　　既有体制下的成功没有问题，哪怕是在海外获得成功再回国发挥作用也没有关系，但是要用自己的见识来尽量使体制更加合理，而非一旦回来就加快融入体制，并立刻学会利用体制中不合理的部分为自己和团队牟利益。

　　郎平作为成功于既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选择了一条艰苦卓绝的体制外道路，获得了巨大成功后回馈原有体制，用自己的作为去改变它并取得了一定进步，这是伟大的道路，尽管她的影响力只限于体育界，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做法才是真正的爱国，使国家在现代化管理上越来越融入国际化的潮流，真正在未来屹立于世界强大而幸福的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