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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日本历史上的“大化改新”之“脱岛入陆”及“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一样，日本的侦探小说也是一个先向中国再向英国学习的过程。井原西鹤在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日本东山天皇元禄二年）开始模仿中国“公案”小说，写过一本《本朝樱阴比事》，这是日本侦探小说的开始。所谓的“公案”小说主要是以中国不同朝代的官员为主角编撰的探案小说，比如以武周时期狄仁杰为主角的《狄公案》，以宋包拯为主角的《包公案》，以清朝名臣刘墉为核心的《刘公案》，以及以施世纶为主角的《施公案》，这些都是古代系列探案故事的章回体文学形式。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接受欧美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了现代侦探小说的写作。黑岩泪香编译了西方的《法庭的美人》等30多部外国侦探小说，是日本侦探推理小说的开端。随后，纯文学作家（如芥川龙之介）也撰写了系列侦探作品。此后，江户川乱步、森村诚一、松本清张等社会派推理侦探小说家逐次出现并形成规模，成为日本侦探推理小说开始以日本特色影响世界的探索与发展阶段。再后，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小说及稍后拍成的动画片《名侦探柯南》也慢慢深入人心，成为日本侦探推理的一部符号性的象征作品，进而让人感受到日本的侦探推理风气之盛。
　　事实上，笔者还在网络上看过日本制作的以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两个侦探人物波洛及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侦探动画片，日语配音非常专业，让人感觉到那声音就应该是英国人所原本具有的。所以笔者放弃了观看中文翻译版的动画片，而将日语原版中文字幕的电视剧看了个完整。可见，他们除了关注自己的侦探推理之外，对于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研究也到了深入深刻的地步，如此，怎能不有所进步和创新呢？
　　侦探推理小说在日本经历了翻译、模仿和改写阶段，江户川乱步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他塑造了一位不修边幅、擅长推理、动作敏捷、精力旺盛的大侦探明智小五郎，使其成为日本国民家喻户晓的人物。从这一人物身上，能明显地感觉到福尔摩斯和波洛的影响。可见，最初的模仿阶段再怎么试图和被模仿对象分开，也极其困难。事实上，由于日本人的人性本身就是内敛的，“明智小五郎”这样的侦探形象并不真正符合日本人所共有的特征，所以逐渐被后来崛起的松本清张等超越，而侦探形象也慢慢地更加日本化。但是，不管怎样，作为日本著名推理作家、评论家，江户川乱步被誉为“侦探推理小说之父”，创立了日本侦探小说的新阶段——“侦探时代”。
　　应该说，日本的推理小说在全世界侦探推理小说中别具一格。相对于福尔摩斯和波洛这样的典型人物而言，日本小说里的侦探们总是将个性隐藏在情节之内，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便是那几个典型的日本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其形象也还是相当模糊的。除了最初的明智小五郎外，森村诚一《人性的证明》中有一位坚持不懈从细节发现真相的刑警栋居，横沟正史笔下有金田一耕助，西村京太郎塑造了十津川警官，内田康夫小说里的浅见光彦，有栖川有栖塑造的犯罪心理学副教授火村英生，以及绫辻行人笔下的岛田洁，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近些年刚冒出头的作家东野圭吾则塑造了物理学教授汤川学的侦探形象，也在侦探小说界颇有影响。
　　但是，就总体而言，日本侦探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形象依然远不如英国鲜明，这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日本有所谓“集团社会”现象，倾向于将自己的个性隐藏在社会众人之中，就如将一片树叶藏进落叶遍地的秋天。
　　一开始必然会有的模仿痕迹不仅仅限于人物塑造，本名为平井太郎的“江户川乱步”这个笔名的来历就是出自作者对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敬仰，江户川乱步的日文发音和爱伦•坡相近。1954年，为纪念江户川乱步对于侦探小说的贡献，特意设立了以他的笔名命名的侦探小说奖，奖品为一尊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座像。江户川乱步最后以自传体回忆录《侦探小说三十年》总结、回顾、评价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并对侦探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特点和风格进行了理论分析，强调侦探小说须以逻辑推理作为重要的侦破手段，用推理手段去揭开犯罪案件的全过程。因此，侦探小说在日本又特别地被称为“推理小说”。
　　日本的推理小说一开始就派生出两个流派：一是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本格派”，主张着重写破案的逻辑推理；一是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变格派”，强调写神奇冒险情节和变态心理。
　　但是，不管是“本格派”的作品，还是“变格派”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欧美侦探小说的模式，直到松本清张二战后的脱颖而出，才使日本侦探小说翻开了辉煌的一页，正式进入“推理时代”。“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改变了以往的推理小说偏重案情剖析的状况，侧重运用逻辑推理的形式，探索和追究犯罪的社会原因，反映人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和苦恼。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在保留严密推理的基础上，重视挖掘案情发生的动机，追究犯罪的社会原因，并以社会现实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中存在的复杂斗争。由于诸多推理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连环漫画发行出版，推理小说在公众心目中与娱乐、新闻类同的地位也就慢慢奠定下来。据1981年的数据，当时10名纳税最多的日本作家中，推理小说家就占了6名，可见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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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派”标志性人物松本清张出生于1909年，他出身贫苦，生活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种种弊端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所以，他的作品始终把揭露社会黑暗作为重要内容。松本清张最初投入创作是写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包括《德川家康》这样的传记性作品。后来，他改弦易辙，专攻侦探小说，于1955年以《埋伏》一书跻身推理小说作家队伍。他以权与法、善与恶、罪与罚等社会问题为题材，披露了日本社会的黑暗。他的作品就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比起以往的刑事侦破小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拓展与超越。他将侦破犯罪案件与日本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描写日本社会的人生百态，深挖犯罪的根源，从而使作品显示出思想内涵。
　　松本清张小说讲的都不算特别大的事件，对于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死人事件，侦探们的调查全是从发生在小角色身上的小事开始查起，但是过程中充分反映了日本的现实和日本人身上所具备的社会性。小说多以心理描写为主，对话往往简单而不切中肯罄，反映出日本人“语言暧昧”的特点，森村诚一的小说也具备同样的特点。下面我们先来看松本清张名著《沙器》（又译为《砂器》）中的一个片段——

　　“说起来，安田先生来找我，说是有重要事情磋商，而且，他打来的电报也是这样措词的，可是，我们会了面，他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谈。”
“哦，是真的吗？”三原立刻反问，喉咙间都似乎出了异声。
　　“真的。而且，安田先生第三天到敝公司来，谈的也是无关紧要的事。当时，我心里就觉得，这事情可有点奇怪。”
　　三原突然感到，眼前的石壁已经出现了龟裂现象。心砰砰地跳着。他在表面上还装作若无其事，用着极为平静的言词向河西追问，河西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安田辰郎并没有重要的事，他为什么要河西到车站迎接呢？——
　　一定是安田希望有个目击者来证明他在一月二十一日乘“球藻号”列车到达札幌，河西于是被选中了。
　　一定是如此。理由也不外乎如此。他故意在东京车站上安排出一个四分钟的目击者，在这里也同样运用了这一手。这些安排都是一脉相承，前后呼应的。
　　那么，如果是故意安排的，安田的所作所为，一定是和搭乘“球藻号”列车到达札幌的事实完全相反。换句话说，是不是他并没有搭乘这列火车呢？
　　三原想到这里，自觉发现了重大关键，双目闪出了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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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文笔极其寻常，几乎可以说淡而无味，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地方，却在整部书中起着启示性的转折作用。整段话平淡细致，看上去只是常规调查而已，但是调查者三原却能够通过直觉感知到不正常的细节。对话中反映出来的细节就是这么模糊、不确切，非日本人很难从这些内容中直接推论出什么。但是，暧昧之下的语言自有妙处，这也是日本人自己方能体会到、而外国人往往难以一窥门径的。
　　日本人暧昧的极致是人人能看到、并自以为能理解的微笑。但是，“日本人的微笑”（Japanese Smile）既然能成为固定组合的英文词语，就说明这个微笑并不简单。
　　笑分两种，自然的笑各个种族都类似，而社会性的笑，含义就丰富了，而其中大概要以日本人为最。他们在犯错误、害羞、发窘、不知所措的时候，也会用笑来表达。事实上，日本人独特的微笑在国际社会中经常招致误解。作为纯白人却娶了日本太太并取了日本名字的小泉八云就特意研究过“日本人的微笑”，认为里面体现了日本“和”的精神、暧昧性格。日本人的微笑在族群内往往能促进相互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他人对立，另外，日本人在失败或出丑时，也经常用微笑作掩饰以消除内心的紧张和不安。
　　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就在这样的细节中不断推进，通常会让耐心不足的读者着急，而这正是日本推理小说的特点。在这些推理小说里，有时候通过细致调查也并不能找到证据，侦探们往往会把事情先放下，记在心里期待着未来哪一天能通过启示找到更多证据，将凶手绳之以法。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一书最后就是靠母子之情打动了害死凶手的母亲才得以破案的。
　　在社会派推理小说形成滥觞的时期，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帝国银行案件》，水上勉的《花的墓碑》等都描写战后美军占领下日本社会的政治冤案和贪污、盗窃、走私、贩毒、卖淫等社会问题，强化了日本对于美国占领的厌倦情绪，并对日本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疑问。松本清张的《沙器》等作品则暴露了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的精神空虚所带来的种种弊病。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出现，提高了推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文化渊源相近，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甚至影响了中国，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和汤保华的“警探司徒川系列”、蓝玛的“侦探桑楚系列”中都有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子。
　　在松本清张活跃于日本文坛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侦探小说创作蓬勃发展，侦探小说家也是人才辈出，其中水上勉、世泽左保、高木彬光、佐野洋、西村京太郎、夏树静子、山村美纱、仁木悦子等人都是独具风格的一流作家。这些作家大多受到松本清张的影响，其中，女推理小说家宫部美雪甚至自称为“松本清张的女儿”。但是，真正能与松本清张相提并论的只有森村诚一。他出生于1933年，1958年毕业于青山学院英美文学系，以《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小说三部曲驰名推理小说界。《人性的证明》被拍成电影后，在日本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乔山中演唱的主题歌《草帽歌》更是风靡国际乐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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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村诚一的作品数量极多，水准也极高。他的作品以广泛深刻的题材、新颖独特的构思、严密的逻辑推理、细腻准确的心理描述和深刻全面的人性挖掘，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使其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大师级的侦探小说家。
美国著名侦探作家艾勒里•奎恩对日本侦探小说有一个“四分期”的评论。他认为，二战前的江户川乱步代表日本侦探小说的第一时期，五六十年代松本清张的社会推理小说是第二时期的代表，森村诚一的解剖“人性”的推理小说是第三时期（七十年代）的标志，至八十年代赤川次郎的青春派推理小说问世，则预示日本侦探小说发展到第四时期。
　　赤川次郎的作品虽写侦破罪案，但却以青年人的视角去观察犯罪，进而解剖社会原因，并通过主人公的行为和结局来表现作者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赤川次郎的作品构思奇特而带有喜剧色彩，惊险之中贯穿着轻松、幽默，社会犯罪的现实与侦破罪案的浪漫有机结合，读起来有趣、轻松，适合经济高度发展的商品社会中的青少年消遣解闷，因而其作品在日本十分流行。赤川次郎的代表作品有《三色猫智破连环案》、《三姐妹侦探团》、《华丽的侦探们》、《浴室迷雾》等。
　　日本的侦探小说有自己的风格和魅力。社会派推理小说家有意识地将犯罪现象与人生百态结合起来，作品中常有详尽细腻的风土人情的描述，对一个人的描写几乎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细节刻画体贴入微。而且，根据日本人本身的民族性，日本侦探小说家也有意回避在作品中塑造“超英雄”式的侦探，而是竭尽全力地描写小人物在侦破罪案中的经历和作用，使作品贴近生活、接近读者。或者说，他们将侦探推理作品对于案件形成的社会原因之探究放到了优先位置，而将案件本身或侦探形象隐藏在案件逻辑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