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主人按：《科技导报》出版了一期（2015年第33卷第20期）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特刊，本文为其中的一篇文章，作者刘娜为河南理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博士，这里是受托转发。】

　　近日，我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事件的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有人关注到她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身份，极大鼓舞了众多的“多无”科技工作者继续努力奋战，也有人关注到青蒿素发现和提取过程中古中医典籍的灵感启发，感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一个性别研究领域的工作者，笔者关注特别多的可能是屠呦呦作为科学家的女性身份。

　　成长、发展、生活在中国，屠呦呦的生命过程的方方面面没有理由不受到中国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学文男性学理”“女孩大了智力就赶不上男性了”“生儿育女耽误工作”等等观念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严重损害了女性自主选择的发展权。屠呦呦此次获得全球科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不仅让中国在诺贝尔科学奖上实现了零记录的突破，也向国人和全世界展示了女性科学家的实力。

一．发展中所遭遇的性别认知偏差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普遍提升、社会发展需要、科学技术进步等，所有这些为女性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科研，同时也凸显了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侵染在男权社会的发展中，“科学”具有很强的男性化气质，比如“理性思维”、“坚毅”、“果敢”、“冒险”、“探索”、“好奇心”等等。基于这样的性别认识偏差去对待社会事务，势必会影响男女两性在求职、研究资金、奖项授予中的平等竞争关系。

　　在Moss-Racusin C.A等人在2013年主持的另一项实验中，同一个科学部门的男性与女性教职人员被随机分组，对一个设定的实验室管理岗位求职者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无论评价人的性别如何，他们都更倾向于优先聘用男性求职者，并支付更高的薪水。而对于女性求职者，虽然被认为更讨人喜爱，但仍倾向于为男性应聘者提供更多的职业教导。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女性被认为是缺乏主导、主动性的，因而竞争力不如男性。这种认知偏差使女性科学家在接受同行评议、课题项目申请方面处于劣势。

　　Symonds M.R.E.等人于200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女性作者发表的经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的数量更少，但论文质量整体高出男性作者。这就意味着，在应聘、参与某科研组织项目的时候，女性科学家需要发表更多的论文、获得更多富有声望的奖项来获取更多的支持性证据去证明自己具备和男性同等的竞争力。

二．女性在科学领域面临的发展环境仍然严峻。

　　在通往科学研究“塔尖”的职业道路上，女性的身影越来越少。担任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的王志珍院士披露，根据此前中科院的一项调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中的男女比例是1∶1，而博士研究生中女生的比例不到40%。事实上有导师坦言，如果纯粹以应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而言，女性也行会被录取百分之七十，为了不是比例失衡，才尽力做到一半一半，而有些导师是明确男生偏好的。实验室里无论是体力和脑力付出，女性都不比男性差，论文质量和博士答辩都很好，就是到了求职面试就业这一层次，一下子就产生了很大差距的分化，而且随着研究层级的上升，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少，女教授占比大概是8%到10%，而在“973”、“863”计划首席专家、院士这个层级女性比例就更少了，只有5%左右。这种差别与分化并不是因为女性智商低或是能力差导致的。

　　许多研究表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男性与女性聪明程度是差不多的，存在差异非常明显，但看不出什么优劣之分，只是特点不同。这些差异同时也和社会环境、制度、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因素有关。男女先天性别差异是否导致在他们才能不同，是不容易明确解答的科学问题。它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原因和结果。男权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往往是女性坚持理想、走进广阔科学舞台的障碍。

三、保持积极和自信，自主智慧的选择与平衡

　　米尔札哈尼获得菲尔兹奖后表示：“数学系变得更为男性主宰，而且有时令年轻女性畏惧。但我从来未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遇到任何麻烦，我深信，在将来几年里，将会有更多年轻女科学家获奖。” 由于男性和女性身体结构的差异，生育是女性必须面对的特殊阶段，因而男性相比较而言更容易保持科研工作的持续性和专注力。男权社会文化、制度和家庭的影响，往往是女性坚持理想、走进广阔的科学舞台发展和实现自我的障碍。她们常常会纠结一个问题：“如何在家庭和科学事业间取得平衡？”女性在面临婚嫁年龄时会面临学业与婚姻的矛盾，建立家庭之后面临事业和家庭的矛盾。传统性别观念对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使得女性家庭角色与其个人发展是矛盾的，而男性是一致的。因此女性在科研工作中面临更多的艰难。一方面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和智慧在科研领域并不比男性差；另一方面要尽力和谐平衡家庭关系，承担好家庭角色。科学与家庭不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关系。

　　女性需要智慧来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并在工作中实现个体价值。J·R·科尔和 H·朱克曼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发现，“对大多数妇女而言，科学与做母亲可二者兼得。”居里夫人、迈耶、霍奇金的故事表明，科学研究与婚姻家庭呈互补关系，而且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承，形成科学家家族。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是否能在发展方面赋予两性平等的权利，女性是不是可以有选择的机会，社会是否提供了资源和环境让女性自主选择，女性有没有能力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同时，从屠呦呦获诺奖事件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开始慢慢打破已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有意识的关注和避免性别歧视在各个领域的发生。“让我讲讲我和女孩之间的麻烦。有三件事情会在实验室发生：你会爱上她们，她们会爱上你，以及当你批评她们时，她们会哭鼻子。”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教授、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Tim Hunt，在韩国首尔召开的2015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发表的这番言论被指涉嫌性别歧视，旋即引发轩然大波。因此我们看到，在“95”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的今天，社会各界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接受并主动维护和推动性别公正，相信由此所发生的女性智慧与力量的发挥一定会进一步拓展社会发展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