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拜会吕乃基老师,一上午始终在一起聊天,所获颇多,这里简要整理吕老师观点如下,如有讹误,一定是我的理解有误,当然,这里使用的是陈安风格语言,并非吕老师原话。
一,说到西方科学之所以发展,吕老师认为应该引入博弈论的基本思想来认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西方人在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同时,很大的精力用在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形而上的总结与整理方面。假设“自然”也是理性选择的,而“自然”当然也是相对稳定的,其运行规律就一定被人类获知,就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人每和自然博弈一次,就会得到一些理性知识,这样的知识经过多次验证后,当然可以上升为科学规律。
自然很“傻”,因为它每次出招都是一个套路,于是西方人也就跟着变“傻”,对于这类可重复性验证的知识一旦为我们获知,就会被认为是永恒的规律、甚至说成“上帝的指示”。
笛卡尔的几何学是这类规律的第一种表现形式(陈省身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只是应用数学,没有基础数学),因为由现实世界映射到二维乃至三维或者无法画出的N维空间,是最简单的抽象化,而西方科学就从笛卡尔的这种形而上开始,形成了固定的、机械式的认知。然后才是数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以及物理学和化学的出现。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吕乃基老师本人是复旦大学化学背景。
二,中国人对于“自然”的认知采取了极其实用主义的原则,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差不多就行”了,而不愿意通过和“自然”的多次博弈将“自然”的反应上升为规律性的认知。老子认为的“道法自然”其实对自然是什么和怎样运行并没有确定的认识,但是老子朴素地认为自然是自洽的,人顺应它即可,这样说倒没有什么错处,但是自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是尚未被充分了解的。
因为“自然”也就那样了,中国人会觉得可以主动地忽视它,转而去关注人与人的博弈关系,并认为那才是更紧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因此会提高警惕保护自己已有的和未来可能的利益。
和自然这个“傻”的博弈对象不同,人相互之间的每次博弈,出招都会有所不同,稳定性很差,于是,形成了中国人在博弈中的过于灵活、难以捉摸的个性特征。如果在一次博弈后的下次博弈中依然采用不变的策略,则失误的可能性太大,而一旦失误,则很可能失去所有利益甚至生命,所以,诸葛亮、刘伯温们就必须出现且被中国人所膜拜,这样把最大的智力用来去琢磨人性的做法还会发扬光大,并体现在每个后继中国人的脑袋瓜里。
而在中国,终极博弈形式则是大臣和皇帝老儿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珅必须出现,必然出现,但是由乾隆换成一个嘉庆后,博弈对象改变了,策略却没有来得及改变,和珅就得死,还得死于恶死。而由于皇帝老儿今天的心情和明天的心情不一样,所以即便同一个博弈策略,在同一个人身上也要不断变化,一旦没来得及变化,则是悲惨的命运。如果一个人每天或每周都如临深渊的话,世界如果获得本质性发展呢?
中国人透视人性会通过N多不同迥异的个例去透视,最后自己似乎变得极其聪明,但此时“傻子”数量明显就会不够用,于是都聪明起来的国人就会“心”累个半死。
三,印度人是自己和自己的心博弈。由于热带或者其他缘故,印度人对于存在的危机没有迫切感,加之印度人古代形成的各种制度(如将人分类分级的种姓制度)更是让人对于通过某种途径的上升失去动力,安于现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既然世界本来如此不需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就自己和自己的心博弈吧。
博弈的结果则会是印度人要把本来不多的欲望还要继续压抑,最后的高峰是没有欲望,自己狂野的欲望渐渐被压制了,但是还得继续修炼,于是,甚至吃肉这般简单而实用的欲望也要被强行抑制,加之动物性食品本来就存在杀戮的前提,也就把尊重所有生命作为修炼的原则性规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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