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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的发展历史——从华罗庚推广统筹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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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算是华罗庚先生的再传弟子！” 写下这句话，我突然想到了赫胥黎，他曾经有句著名的话，“我是达尔文的斗犬”，能把自己叫成狗的人并不多，但是在赫胥黎那里，即使做达尔文的狗也是光荣的，我深深理解这一想法。 先解释我为什么文章开篇说那么一句话。我大学考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数学系，而1958年困难时期建设的中国科大开始就不同凡响，校长是100年才见到一位的郭沫若才子，而数学系系主任就是中国数学界的象征华罗庚先生，但是我去的时候华先生已经去世了，所以，活跃在数学系的多是他的二代弟子，有些虽然不是有直接传承关系的弟子，但是也受教于他。比如，给我们上数学分析课的常庚哲教授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但是华罗庚教这门课的时候他专门去旁听，所以在跟着本科生上课的过程中也从华先生那里受教颇多，他自己提起来也感到非常荣幸。也许，这就是伟人的魅力吧！ 于是，我们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老师就多是在华罗庚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但是，我此时称自己是华罗庚的第三代弟子还差一点，自己觉得还不够合适，因为我们只是在上课而已，虽然上课的过程也间接地接受了他创建的教学体系和教育哲学的影响。 在上线性代数课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清华大学任教的张教授告诉我们一个花絮，是这么说的，“龙生龙，凤生凤，华罗庚的弟子会打洞”，话有点古怪，原来，华先生做代数课的老师的时候，把矩阵变换玩得非常娴熟，尤其是在使用Schur公式将矩阵变换为三角阵和对角阵方面更是独树一帜，这个变换过程就是把矩阵的很多地方变成0的过程，就象在矩阵中产生了很多洞，于是，“打洞”一说流行开来，这也可以认为是科大的数学系区别于其他大学数学系的特色之一。 一个人是天才或者是伟人的时候，往往不是只表现在某一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华先生也是这样的人吧，我看王元写的传记《华罗庚》的时候，看到他解释为什么华先生会选择在接近60岁的时候去弄优选法统筹法（Overall Planning Method）和经济数学，因为他在数学上的成就已经很大了，但是同时也有了力不从心的感觉，所以，才去弄这个和数学比起来简直过于简单的新学科。 虽然如此，牛人就是牛人！他居然开创了华氏经济学派，居然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现在被广泛采纳的“项目管理”，他当时给取的名字是“统筹法”和“优选法”，从而一举成为中国项目管理学科的创始人，我硕士时候的导师刘教授几乎一生的工夫就是在华氏经济理论里打转，主要的学术成就也在这个领域，而这一支学派到现在也还颇有规模，因为事涉应用领域，和国民经济及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所以造成的影响反而比他在数学方面的影响还要广，还要深远。 很多人在初中就学过那篇华先生写的说明文，提示一下，就是开水泡茶的那篇，可以比较清晰地表现出在一个图中找到关键路径的基本方法，也就是统筹法发端的一个形象化的例子。 中国自从1990年代之后项目管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热起来，很多人进行项目管理的培训，现在全国工程硕士指导委员会也批准各大学成立“项目管理”的工程硕士，美国的项目管理资格认证也大行其道，但是，其核心的内容却基本是从海外引进的，开始时半生不熟，现在稍微好了一点，但是正如我国在证券和市场经济研究领域暴得大名的一些先生一样，现在搞项目管理的很多学者和专家几乎没有自己的思想，甚至可以说，还远远没有达到当年华先生创立统筹法时期的高度。 我们来看看当年华先生的足迹： 1，1965年，华罗庚带领中国科技大学部分老师和学生到西南三线建设工地推广应用统筹法，在修铁路、架桥梁、挖隧道等工程项目管理上取得了成功。 2，1966年，著《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先在人民日报一次刊载，后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核心是提出了一套较系统的、适合我国国情的项目管理方法，包括调查研究，绘制箭头图，找主要矛盾线，以及在设定目标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等。 3，毛主席在1963年3月18日给华罗庚的信上鼓励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1966年7月21日毛主席再次写信祝贺和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4，1970年5月，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鼓励，带领陈德泉、计雷两位助手到上海炼油厂蹲点，在“酚精炼扩建改建工程”上应用统筹法。该设备每天产值20多万元，原计划需停工一个多月的扩建改建工程，应用统筹法后实际只用了5天便完成了。 5，1972年，开始创建并带领“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有中国特色的项目管理在全国全面开花。 6，1980年后，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将统筹法应用于国家特大型项目，例如1980年中国科协联合5个部委、7个学会启动的“两淮煤矿开发”项目（涉及投资60亿元）；1984年启动的“准噶尔露天煤矿煤、电、运同步建设”项目（涉及投资100多亿元）。统筹法由局部和企业层级发展到国家的大规模项目的管理层面。 事实上，在应用的过程中产生理论，在研究中成熟理论，又在应用中验证理论，是华罗庚的统筹法能够赢得全国地位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搞数学理论的讨论班的时候，甚至在给本科生教课的过程中，华先生都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其他人的理论方法，在统筹法的创立和应用中又显出他的与众不同来，仍然干出了特色，产生了影响，现在中国的项目管理热闹归热闹，却没有能够造就研究、传播和应用的特点，而中国的管理模式又不完全和西方一样，所以相应的方法也就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琢磨去创立，而我们目前只是应用了，尽管很多，但是几乎不再有深度，或者大家都去考什么美国的资格认证了，大概是再也达不到华先生当年的地步了吧。 华先生在统筹法应用研究推广的过程中，打造了一大批的人才，中国管理科学界50岁以上的人里面都很多都直接或间接受教与华先生，而且他们在华逝世后的日子里也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的中流砥柱，其中统筹法的“八大金刚”我荣幸地认识几位，并且到现在也在其中的计教授、徐教授等人领导下进行研究和应用工作，间接地接受着华先生在管理领域的熏陶。 在这个基础上，我想也许自己真的可以自称一下是华罗庚先生的再传弟子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华先生的统筹法并不是在自己脑子里凭空产生的，他也是受到国外关键路径法CPM的影响，根据他的理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和扩展，不过，他的这些修正和扩展确实又抓住了问题最本质的特征，也因此能够在中国的项目管理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严格地说，原始性创新大概是算不上的，但是这有的的确确是创新，只是在借鉴了他人想法和实践经验的创新罢了。但是，如果能够做到更好，谁又能否认其学界地位呢，正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是张之洞最初提出来的，但是却是经过他的手发扬光大并给予了更全面更科学的诠释，这套理论自然也就归功于他了，华先生在统筹法方面的工作在地位上是类似的。 我们总是困惑于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处处拿西方人的管理来套用，很多情况下套用的不好，这不应该怪西方的理论不好，怪只能怪我们的思路无法从一点而及其余，无法融会贯通，中国在管理学界已经有了华罗庚先生运用统筹法的先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国外的先进理论做华先生这样水准的修正与改进，然后就可以真正在管理学界立足了。 在某年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问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对项目管理学的看法，他说西方的那一套已经很成熟了，我又补充问了一句，您觉得华先生的统筹法怎样呢？他的回答大意是“我们只认西方的，至于他的理论......”我就无话可说了，就想，从这位教授的回答来看，这也许就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界的现状吧！这样的现状和中国科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一样让我感到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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